ZT 2004，世界热评中国

新华网消息 在即将逝去的2004年，中国的内外政策及其成就，成为国际媒体关注和评论的热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国际意义。主要论调如下：
　　“北京共识”正在取代“华盛顿共识” 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美国高盛公司的资深咨询顾问雷默撰写的文章《北京共识》，定义中国模式为：艰苦努力、创新和实验；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既务实，又理想，正在实施一种在经济壮大的同时避免付出重大政治与经济代价的理论。避免冲突，结好其他国家 ，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路，而一度盛行的“华盛顿共识”在近10年破坏了十几国的经济。“北京共识”正在取代“华盛顿共识”。中国模式正吸引其他国家，正在全世界产生涟漪效应，向其他国家提供其自身发展的观念，这可称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之所以如此，它正从三个方面扩展其能量。其一，具有某种反弹的动力能量，其二，通过本地化使效仿者在本土实现增长的连锁反应，其三，中国的经济崛起犹如磁石吸引铁屑，使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的经济利益一致起来。还有，中国以其“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思想，给许多国家真正带来民族独立的希望。

　　中国现代化经验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国际意义 俄罗斯《远东问题》双月刊第5期刊登俄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撰写的长文，列举了评价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际意义的主要标准，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成功解决深刻的国内及国际矛盾的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鲜活的榜样、提供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中国的经验可以成为缩小北部发达国家与南部发展中国家之间鸿沟、打破“ 金元帝国”对世界格局垄断的基础。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明矛盾的最佳模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造成成就的四大优势 西班《先锋报》发表文章，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优势加以比较 ，认为中国有四大优势：首先，政治阶层腐化程度比俄罗斯低，原因是：一、更加牢固的制度力量。每级政府权力机关都与相应的党的权力机关配套，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相互制约的效果，同时还有专门负责管理官员的强力机构，如中纪委等；二、一种侧重于提升有才能干部的干部政策，并为腐败分子和不称职的干部设置了某些限制；三、更为爱国的思想，对国家前途更负责任的态度。　

　　第二种优势在于对过去的态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得失时认为，他的70％是功绩、30％是过失。俄罗斯的做法本应与中国相似（在评价斯大林时，至少也应该采用中国对毛泽东的功过百分比的评价方式）。但是，俄罗斯根本没有明智地看待苏联时代。有人将其看做一段历史性错误，认为“布尔什维克”使俄罗斯脱离了“文明”；还有人则认为苏联是一段光荣时期，其间国家变成了“人类的先锋帝国”。这两种观点都不明智。这种态度显然不利于国家的发展。苏联显然取得过一些成就，有其伟大之处。其中包括，首先，它曾对世界平衡起到了制衡作用；其次是苏联1945年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还有苏联进行的“文化与教育革命”，这使苏联的教育水平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中位居前列，这也是俄罗斯没有被“第三世界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严肃的对待过去的态度，就不会有未来！?

　　中国和俄罗斯相比的第三种优势在于“政治的民主化”战略。实际上，中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所走的正是一条“经典之路”。经典的发展模式是：首先是经济自由主义，一旦经济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就进行政治的民主化。　

　　中国的第四种优势在于其政治体制的几个特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权力行使过程中也使用集权手段。同时，看到并且承认，需要向一种“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政府”（即法治）发展。承认体制需要发展和改善，就给这种体制赋予了开放的大门和发展的前景，而这正是俄罗斯所缺乏的。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的优势在于它打击腐败。在过去5年里，中国的法院惩处了8．3万名腐败官员。中国实施选拔有才干的人担任更重要的党或政府职务的干部提升机制，中国的决策过程也更集体化。中国的中央领导集体定期举办“学习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都会参加。而俄罗斯领导层则没有类似的机制。实际上，俄罗斯经济科学院1992年就认为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存在失误，但俄政府却未予理睬。

　　法国《欧洲时报》：四中全会通过《决定》，强调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华盛顿邮报》：随着中国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执政的共产党决定发起一项学习活动，以便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入新的活力，并加强党在社会上的领导作用。

　　中国的经济奇迹 英国《金融时报》：世界正在合着中国的节拍翩翩起舞。过去25年，向世界逐步开放的中国不断发生变化。然而，2004年标志着一些新生事物的出现。未来可能更多的不再是世界如何改变中国，而是中国如何改变世界。在加入世贸组织3年后，中国在全球商业领域的影响力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决定性的。据预计，中国今年将在贸易额方面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中国当前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力非常之大，以至于投资增长的最微弱下滑都可能对全球的需求造成巨大影响。

　　法国《快报周刊》》认为中国创造了多项纪录。从乐器到钢铁，从手机到化肥，从煤炭到电视机，中国在众多行业居于世界前列。中国生产的手机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电视机生产和出口国，中国数码相机产量占全球的二分之一。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石材出口国，也是世界第一大阿司匹林、维生素Ｃ、自行车、网球拍、圣诞树、打火机、钨矿石、集装箱和尼龙制品生产国。目前世界上７％的工业产品来自中国，２０年后这一比例将上升到２５％。

　　瑞士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乔治·马格努斯认为，在回顾2004年经济状况时应注意三大主题———中国的崛起、美元的贬值和石油以及其它商品价格的飞涨。

　　纽约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蒂文·罗奇说：“美国消费者和中国生产商构成今年世界经济前进动力的90%。

　　英国 《独立报》：中国走向世界势不可挡。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现在，随着中国逐渐对外开放，市场逐步壮大。现在看来，最终还是要由中国决定一切。

　　美国报纸：联想集团的崛起是中国迅猛发展传奇之一，并购IBM的PC业务象征中国经济的成熟，它将使联想登上国际舞台。这不仅仅反映出这两家公司的勃勃雄心，同时也反映出了两个国家的勃勃雄心。

　　协调发展 农业成为重中之重 日本《经济界》双周刊：中国新领导集体正在实行“协调发展”政策。大力解决地区不均衡和农业问题，从先富到共富。

　　《读卖新闻》：温家宝总理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显示了将提升农村经济放在最优先地位的明确姿态，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具体思路。

　　让东北重放光芒 美国《商业周刊》：跟5年前的“西部大开发”计划相呼应，中国提出了“振兴东北”的新口号。政府官员们计划将国有企业重组、合并和出售，并鼓励软件业、旅游业甚至有机农业等产业的发展。振兴东北计划有着强有力的支持者。温家宝总理是这一事业的先锋人物。他和胡锦涛主席都致力于为穷困的中国内地居民创造机会。

　　珠海航展显示中国经济军事实力 法新社2日报道：中国军用导弹在珠海航空展上占据了中心位置，大约有100种武器和航空航天产品首次展出，从而显示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中国崛起为奥林匹克强国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金奖牌榜上名次的上升成为显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晴雨表。中国崛起为一个奥林匹克强国的事实反映出其庞大的规模和日益发展壮大的经济实力，但这也是中国政府将国家推向国际体育最前线的努力的结果。　

　　突然，全世界都想讲中文 德国《南德意志报》：中国令全世界黯然失色，突然，全世界都想讲中文。网球明星塞雷娜·威廉姆斯今年夏天在中国公开赛上对观众大喊“我爱北京”；昆汀·塔伦蒂诺在好莱坞扬言，他的下一部功夫电影将完全用中文拍摄；中国教育部急切地寻找志愿者以满足世界范围内对汉语老师不断增大的需求。在老挝举行的东盟峰会上，国家总理温家宝再次令所有人黯然失色：中国与10个东盟国家签署了有关降低关税的合约。目标是到2010年建立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日本和印度嫉妒中国外交的成功，只能在中国的后面匆忙追赶。

　　中国顺利实施“一国两制” 英国驻港总领事柏圣文表示，中英联合声明在过去20年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北京一直以来都在严格遵守联合声明。虽然有关在港居留权问题上的争执引发过对香港司法独立的担忧，但香港的司法系统十分健全。

　　日本共同社：胡主席在回归庆典中发表讲话指出，澳门在“一国两制”这一制度下，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政治的空前稳定。　

　　日本时事社：回归5年，澳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与香港一样同属于中国“一国两制”体制下的澳门，如今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可以说它已成为“一国两制”的“优等生”。受高速增长的中国本土经济发展的恩惠，包括博彩内容在内的旅游观光业空前繁荣。

　　全方位的积极外交 西班牙《起义报》：中国的外交政策有突出的特点。中国所推动的国际关系将围绕这样一个中心：一个世界、两种制度、多极政治与经济、和平共处。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北京之星在亚洲冉冉上升。中国在整个亚太地区对美国的朋友或敌人产生新的广泛影响，这种影响是二战后日本经济崛起以来所罕见的；美国正在失去其在亚洲不可动摇的地位。北京通过其新颖的外交手段及其经济长期发展所产生的看起来无法抵制的诱惑力，已经娴熟地改善了与美国在该地区最坚强的盟友澳大利亚的关系。

　　拉美社：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1月访问了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古巴等拉美4国，从而把中国负有世界性责任信念推动的积极的外交年推向了高潮。胡锦涛还先后访问了埃及、加蓬和阿尔及利亚。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优先目标之一是亚洲国家。俄罗斯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占有特殊地位。中国持续不断地加强和巩固了同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国还加强了同欧盟成员国的关系，双方高层互访不断。美国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优先目标。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应该在各个领域进行合作，以有利于两国和世界人民。

　　墨西哥《改革报》：2004年中国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密切了与阿根廷、智利、巴西、委内瑞拉和古巴的贸易关系。刚刚过去的智利圣地亚哥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使中国注视拉美的目光成熟了。在美国总统布什继续他的反恐演说的同时，中国主席胡锦涛却在加速他与南美国家政府领导人的交流。这些拉美国家不但把中国作为自己的贸易盟友，而且作为政治和外交盟友。

　　日本《东京新闻》：上半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总理温家宝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相继访问欧洲，表明了胡锦涛领导班子重视欧洲的战略。

　　日本《读卖新闻》：欧盟与中国处于“热恋”之中。

　　美国《纽约时报》：中国在非洲，完全是贸易，没有政治累赘。中国对合作伙伴的选择以及宣扬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哲学对于非洲具有重要的影响。

　　多国的媒体认为，北京六方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中国功不可没 。

　　日本《世界周报》：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山中烨子认为中国提升和平国家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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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以此贴作为公元2004年最后一天的本BLOG的收官之贴。

2004年的一年，全年都在英伦度过，中国在这一年度成为了舆论的焦点，世人都在为之鼓舞，所谓目前在海外的我，当然心情振奋。当然，古人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古人之教诲，绝不敢忘！盛事浮华背后的危机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所更应该关注的，而不单是享受成绩。总之，我信奉努力，努力，再努力。其他的一切都随他去吧，包括对于成绩的满足感。

希望多年以后再来看这篇文章，它会成为中国强盛的一个驿站，而不是昙花一现。

供自勉之

ZT 关于中华文明的一点启发视角 (标题自拟)

日本读者，你们好：

我以冷静的态度，给各位日本读者写这封信，

我不会骂人，首先是祝贺。祝贺你们民族的平均身高，在本国被美军占领后，普遍增长了。其次是想和你们谈点中日之间的问题。

我是70年代初期出生的，对于日本，我所受的是地地道道的‘友好教育’。未上学的时候，我就在儿童画报上，屡次看到中日友好的画片：一个中国小姑娘和一个日本小姑娘在一起，或者樱花和牡丹并列，等等。

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来了日本客人，我们不仅和客人们一起玩，而且还听到很多关于两国友好的话题，老师告诉我们：中日两国是邻居，要和睦，友好。

直到中学，历史老师仍然教育我们：中日关系在历史上是非常友善的，仅仅是近百年来有着一些‘不愉快’。

另外还有；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中日两邦一衣带水等说法，‘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曾是一句在中国很流行的话，成了一些中国人的长远而美好的愿望。

在我们中国还有句很普遍的话，就是：“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某家报刊上描绘了90年代这样一幅场景：一个日本妇女，在中国看关于抗日战争的电影，当她看到日本军人活剥人皮的时候，既吃惊，又害怕，生怕观众会’打骂他们’。但一些中国观众表示：他们不憎恨日本老百姓，只恨当年的日本侵略军。

我大概说一下你们日本对我们中国人有哪些伤害，无论你们知道或不知道：

甲午战争，9。18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单说这几件事，都是不长的时间内发生的，抗战中国死了2000万人，军人战死380万。

当年你们军人的表现，叫人难以接受，可能是因为二战中的日军过于残暴，变态，其疯狂程度远远超过纳粹或意大利法西斯，因此，在我们一些国人的心目中，日本这个民族确实另类。

你们的军队大肆强暴妇女，还用刺刀挑起婴儿，搞杀人比赛，用火烤人，用狼狗撕咬人，用汽油焚烧人，用舂米农具杀人，731部队拿活人做实验，还迫使本国及其他国家的妇女组成慰安妇大军，你们的种种行为，和欧洲法西斯截然不同：他们多是枪决，或用毒气杀人，你们的军队则是淫乱，凶狠，怪诞，无所不为。而我试问一句：一个民族的行为，和他的文化，习惯，秉性能无相关吗？你们先辈的表现，让全世界怎样看待你们大和民族？

天皇哄骗日本男人做强盗兵，又叫他们的母亲，妻子，妹妹做随军娼妓，这样一个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暴力换妻（母，妹，姐等等）俱乐部，恐怕只有你们日本人能想的出来。我问一句：丢不丢人？

当年，中国民众原谅你们，不是我们懦弱，而是我们宽容，我们不想把同样的伤害，附加到你们下一辈人身上。即使日本军人产生于日本民众，但我们仍有很多人相信：日本的百姓无辜！

但最近几年，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中国的仇日情绪开始大幅度蔓延。我的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不讨厌日本人的，我只要听到关于日本人的话题，几乎没有一句好话，即使最普通的议论，也称你们是小日本，或日本鬼子。你们若在中国的话可以自己听听，叫你们‘日本人’的，少的很。

我的同事和我骂日本，另外一个同事听见了，跟着也骂日本，我一个朋友很媚外，但他骂日本，我们的进修老师文质彬彬，骂日本，我的父母经历过日本人的统治，骂日本，我的侄女7，8岁就会说：日本鬼子不是好东西。

上一代人的事情不谈了，那么，当我们在经过了‘中日友好教育’以后，你们民族的表现又是怎样的？

占领钓鱼岛，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势力抬头，修改教科书中关于侵略的行径，拒绝战争赔偿，抓捕中国爱国人士，在大学搞下流表演，打黑电话到电台侮辱中国人，特别是在9。18那天嫖娼辱华，我们觉得：那是流氓下三烂的行为，就好象在人家门上画乌龟，门口泼大粪一样，是无能的表现。

你们日本人以‘素质’自我标榜，但我认为，这不是什么素质。素质不仅仅是个人卫生，还有思想和觉悟，秉性和良知。他不仅是给别人看的，如：整洁，礼貌，还关系着心地和仁爱之心。你们日本人这样做，不是给自己抹黑吗？

一说中国人，你们几乎只会在卫生上找毛病，比如说‘随地吐痰’，毋庸讳言，随地吐痰是不文明的表现，但你们是否考虑到，中国民众的素质普遍不高，和经济有密切联系呢。

中国是个贫穷的国家，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2%，许多人等着脱盲，但没有钱办那么多学校，没有资金建立那么多的整洁居住区，许多人还住在寒酸的胡同里，我看过几份资料，有阿根廷的，有土耳其的，还有是欧洲工业革命以前的，都谈到国民卫生习惯不好的问题（当时欧洲人因贫困，竟在城市里随地大小便）。原因是穷，而不是什么‘劣等民族’。我觉得，素质不仅是卫生上的表现，还是良知和文化的表现。

我小时候生长在一个贫民区，那里的卫生条件确实不好，但我的邻居都很善良，朴实。他们没有彬彬有礼的风度，当然，他们根本不会有顽梗，淫乱，残暴，吝啬，甚至有变态的恶习。下面我谈谈你们日本人的素质——我强调一下：素质关键不是外表的，而是内在的。说的不对你们可以斧正。

对战争责任不认帐。我们都知道孔子，他有一句话叫：知耻近乎勇。德国自战败以来，多次积极的道歉，赔偿，连德国总理总理，都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纳粹早已被取缔，但德国人还是积极的承担战争责任。

犯错不可怕，改正就可贵。

上个世纪，多少国家走过弯路？意大利反思法西斯的罪恶，俄国反思大清洗的扩大，美国反思越战的罪孽，我们中国人不怕自曝家丑，我们也有过文化大革命，但我们对这次错误的反思结果是：彻底否定！

你们的天皇，逃脱法律制裁也罢，你们用‘死皮赖脸’来维护自尊吗？你们还拍摄电影《自尊》，美化东条英机。我认为这不是《自尊》，说句不好听的话：是《耍无赖》。

吐痰一万个不文明，吐口水也死不了人。你们日本人喜欢吐什么呢？

早在伪满洲国时期，你们在东北的娼妓，就超过中国的十倍。我试问，你们穷吗？你们的妇女怎么会这样？有人说你们日本人淫乱是学西方过分造成的，我以为不然，你们日本有三大奇僧：其中恶僧擅长淫乱宫闱，（想想你们的皇室吧！） 。‘聪明的一休’则醉酒狂歌，狎妓作乐 ，我问一句：这别不是你们的传统吧？

再看你们的动画内容，到处都是色情图片，或者是对未成年儿童进行性诱惑的。什么小学生接吻啊，什么父亲问未成年的儿子‘有没有女朋友’啊。诱惑蒙童性意识，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太缺德了。我朋友的太太禁止他的孩子看日本动画，她说：“那里面有很多性挑逗的话，一休才多大，就被暗示搞三角恋爱。这样的暗示也太多了。”

曾有一个日本少女讲：她跟过的男人有100多个，这是什么内在素质？我们叫这样的人公厕，你们知道吗？这是你们的文化，还是民俗？在日本，居然还有这样的所谓色情聚会：一群男人闻一群女人的臭脚,臭袜子.我看了图片以后，恶心的一中午没有吃饭，这叫什么？我就难以说清楚了。

在西安大学里，你们日本人身上挂着假的性器官（纸杯，一踩就瘪），载歌载舞，引起中国学生的愤怒。 你们那些‘演员’，有的背上写着‘中国’二字，有的还写着自己祖国的名字：‘日本’？还有“酒井法子”？侮辱他人，兼侮辱自己的国家，真是叫人无话可说。

你们可以说：别的国家也有。。。但是你们的淫乱太出圈了。

据说在你们民间，对乱伦行为保持宽容的态度，你们对父奸女，子霸母，兄妹同寝保持宽容？我听一个农民讲，在牲口里面，羊才欺母，兔子才奸生（大概是这个意思），农业我不懂，但我实在‘佩服’你们日本的本领，把农业都搞到人身上去了。

中国有个政治家，叫邓中夏，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生杨梅大疮到三期已经无法救药的人，没有资格去嘲笑一个偶尔伤风咳嗽的人。”你们的有些个素质，真是用在关键上了。

还有，就是日本的悭吝，中国人讨厌悭吝的人，把他们当做小人看待。

在我们中国，朋友间请客，互相争执着付帐，有时候还争得很激烈。这是一种美德，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发自内心的为对方着想。在中国，小气鬼没有人缘，大家也不带济他。

你们日本一个亚运会开幕式，办的象体操表演一样，除了敲鼓，就是列队，人家西班牙早已没有当年的威风势力，但92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多么壮观，你们不仅开幕式寒酸，而且运动员吃的，住的全很差，有的人竟然说自己吃不饱。日本民风实在太悭吝，让人做呕，还美其名曰节省？

葛郎台，阿巴贡这些滑稽人物的行为，不叫节省，我告诉你们，那叫‘财迷疯’。这样的人是各国作家讽刺的对象。

我一个朋友就在北京旅游的时候，经历过你们日本人的‘吃蹭饭’，那个日本人，虽然表面很讲文明，但却苍蝇一样的跟着他转，吃饭，喝水，买门票，都是我朋友花钱，这个日本人竟然在装傻—— 到了最后，他才买了两个冰淇淋了事，在中国，我们背地里叫这样的人做‘臭要饭的’，我朋友回来和我说：“日本鬼子简直是有钱没脸的乞丐。”你看看，你们这是什么素质？

再说你们的变态心理：

各个民族都有文化糟粕，中国人曾经缠足，但是现在不缠了，欧洲人曾用阉割的男子唱歌剧，但现在废止了。现在，似乎只有日本人，和你们喂养的些须汉奸，还写文章，发议论嘲笑中国人缠足。你们日本人嘲笑他人改正的缺点，却保留自己的变态文化。

你们吃什么女体盛，在赤裸的女人身上摆点食品，让食客一面吃一面宣泄兽性，我质问你们：你们对妇女尊重吗？你们考虑过她们的感受吗？你们的妇女，被你们吹捧成温柔，恭顺，其实大家看的清楚，纯粹是被你们调教出的奴才。

在一部电视剧里，我曾经计算过一个日本妇女开门，关门时下跪的次数，是四次，拜神也没那么多。我们同学看了当笑话说。另外，你们男女同浴也罢了，还弄什么猫盆景，以欣赏动物的痛苦为乐。还有，我亲眼看到过一个日本的行为艺术家的行为——吃死婴！在日本一些地区，只需花上10000多日元。死婴就可以从医院买来，然后被烹制，被吃掉。这样的行为，简直是蛮荒的野兽行为，现在是公元21世纪，不是公元前21世纪，你们知道吗？

这些变态的东西，被你们认为是文化，是美，但我们看来是丑恶。

你们的外在素质，整洁，礼貌，秩序，确实比我们强，但我所强调的还是那句话：素质关键是内心的，而不是给别人看的。整洁礼貌，多在发达国家体现的多，我认为和经济关系密切，整洁礼貌是好的，但为富不仁就是衣冠禽兽，而善良，同情，仁爱则是民族文化的体现，你们说，对不对。

认真和一丝不苟，也是你们民族的优点，但这是管理制度造成的，我曾经看过国有体制和私营体制的中国工人，他们的工作态度截然不同。我想，随着中国改革的完善，中国人勤劳的传统也会逐渐发扬出来。这不是一相情愿的话，是我十几年来的见闻，是我亲身的经历。因为我这个人从不盲目乐观什么，没有见闻，我是不能多谈的。

至于笑话我们没有民主，更是滑稽，要么我们说日本人偏激。中国自1911年共和革命后，急进的民主已经间接造成了内战，美国（起初以财产，性别，种族限制投票），德国，英国，还有你们日本，也没有一步到位的实行过民主吧？在一些地区，中国的民众已经开始直接选举基层领导，新闻里播出很多关于民主，法制，参选建设的事例，中国在摸索，实验，渐进的过度到民主，如果象东欧那样休克转轨，那么你们就幸灾乐祸了，而我们不那样做。亨廷顿说的好：强大政府，限制政治热情，发展经济，渐进到民主。你们还是看看各个强国的履历，再说建设民主，好吗。

我想说点你们对我们的轻视，以及我个人的看法：

你们叫我们支那人，和以前的态度截然不同。

那时候，天皇受封‘汉倭奴’（意思是：汉族矮小的奴才）兴奋至癫狂,对东方我大汉皇帝顶礼遥拜,甘为儿孙。我们给了你们文明，日本人当然高兴，鉴真法师为了传播文化，几次东渡，呕心沥血，他是为给你们日本带去友谊和文化，这是确切的不远千里，热心相助，是做出来的，不是象你们所谓建立‘共荣圈’那样，口说帮助别人，实际却是侵略。

到你们发达以后，就辱骂我们，攻打我们，因此，中国很多人都说你们是卑鄙小人，也是因为历史的缘故，试想一下，你曾经资助过一个好朋友，但他发达了以后，却陷害你，辱骂你，那么你也一定会憎恶他——这是人之常情，因此，不能责怪我们中国人狭碍。

另外，你们轻视我们，我认为本身就是个错误，毋庸讳言，中国就是因为在清朝的时候，轻视世界，闭关锁国才挨打的，唐朝虽然强大，但虚心接受别人的文化，虚心是唐朝人的一个特点：不仅从印度拿来文明的佛教，还任命外国人，外族人做国家高官，这样做国家才强大，相反，自大自赏，目中无人，则容易落后，历史教训很多的，我不列举了，总之，自大是个隐患，轻视他人，我感觉是不详之兆。

你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民族呢？

他不象你们有的人说的那样片面：没文化，没素质，甚至低劣，懦弱，我们的民族是有亲和力的，子女（特别是女性）很孝顺，夫妻之间讲平等，重视家庭，甚至在新年的第2天还要探望女方的父母。习惯理性思维，而不喜欢暴躁。

我们不压迫妇女，叫女人做饭，再给她们吃剩饭，我若这样做，我母亲就会打我，骂我。夫妻两个一起上班，忙家务，我如果让我妻子伺候我，我朋友会嘲讽我‘不是男人’，因为我没有责任心，同样，我妻子也要上班挣钱，不会和你们的妇女一样，婚后往往不工作。那她会心里很不安。

我们的民族还有热情。说我们麻木？那是胡说。

从戊戌变法以来，我们的民族，自发的开展了一次次的革命和斗争，护法，护国，土改，抵制日货，推翻腐朽的政府。。。在外侮面前，我们不会害怕，义和团虽然蒙昧，但他们敢向敌人，发起悲剧式的冲锋，而几十年后，我们摆脱了蒙昧，自己造出了原子弹。

美国人我们更不怕，告诉你们，我们没把他们当神仙。

我们的一些文人，号召学习美国的创造力，想象力，自立精神，但也唾弃，曝光他们的涣散，荒唐，抽大烟，对子女不负责。我们不谄媚美国。更不会象你们日本女人，翘臀撅腚的发扬‘大和魂’。

在朝鲜，美国不能抵挡我们，你们怕美国怕的要死，你们的姑娘陪美国军人睡觉，为他们孵化私生子，你们的大和魂就是这个破烂？

我们不把美国大鼻子兵当玩意。我小时候，孩子们拿剥了半边皮的蚕豆来嘲笑他们，说蚕豆像他们的模样。孩子都这样，就不说大人了。

如果美国在朝鲜五战五败，还不服的话，那么在越南我们再较量，我们的战争援助，让越南胜利，让美国整整一代人精神崩溃！你们呢？

我曾看过一个日本人的言论，他说：“美国打的我们要死，但是我们佩服他们。。。”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这个民族‘欠打’，男人投降缴枪，女人上床摸枪，还振振有辞的无耻，你们怎么不说自己可以打败美国？抱歉，我不想骂人，但我不得不说：我。。。呸！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武器落后，打一场战役，你们的飞机，大炮等重武器超过我们2，3倍。但有380万中国军人英勇战死。说我们习惯忍受，就大错了。100年来，有多少人为这个国家的前途失去生命，你们知道吗？是几千万。我们的民族：不怕牺牲，而且，我们的政府，不知道什么叫‘无条件投降’。

对于投降的人，我们不会供奉他为‘天皇’，‘皇帝’什么的，而是当作汉奸，或历史垃圾。在民族英雄岳飞的庙宇里，有四个主张投降的汉奸像，他们跪在低上，被人唾骂了已经几百年。

中国现在落后，经济，教育，卫生，国民文化素质还都不如你们，我也不想说什么‘我坚信能超过你们’之类的，没有根据的话。我只想说：你们应该仔细看看，究竟什么是中国。

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四次大难和四次崛起。

上古我们文明起步早一点，到了奴隶国家后期，国家分裂了，几百个小诸侯打仗，那时候巴比伦，埃及衰败，希腊昙花一现，就灭亡了，再也没有复兴。但一些有理性的知识分子，纷纷为国家奔走策划，孔子也在其中。后来到了汉朝，我们复兴了，成了一个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印度贵霜王朝并列。

汉朝后期，中国又陷入战乱，五个游牧民族占领了黄河——也就在那个时代，欧洲的蛮族也消灭了西罗马，后来，罗马人逐渐灭绝。但我们民族以顽强的精神，不断的进行收复黄河的战争，后来，我们有了唐朝，那是我们的辉煌时期，和阿拉伯帝国，加洛林王朝并立。

蒙古人雄起以后，灭俄罗斯，阿拉伯国家，中国也在劫难逃，我们被统治了90多年，受尽了苦难和屈辱，和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民一样，但我们最后还是独立了，并建立了新的帝国：明朝，和西班牙，土耳其，印度，俄罗斯帝国并立，也就在那个年代，挣扎了1000年的拜占庭帝国灭亡，但我们还是站了起来。

鸦片战争我们败给了英国，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力还不很乐观，GDP很低，不如你们日本，我所以把中国的历史，简单的写给你们看，就是让你们明白，我们是怎样的民族，用一时的成败来给我们下结论，我以为太幼稚了，潜在在我们这个民族血液里的不屈不挠，获许你们没有发觉。我们的生命力，恐怕不是一时的蔑视和得意，就可以扼杀的。

以上是第一种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在日本入侵中国的年代，聂荣臻将军收养了两个日本孤女：被炸死的加藤清利夫妇的两个女儿。当时的背景是百团大战，中日双方战斗的很激烈，但我们没有象你们那样，杀害无辜的日本平民。杀害儿童是劣等民族的习惯，我们是不会做的。聂将军给这两个女孩检查身体，并为她们弄来糖果和食品，最后，派人送到了你们日本兵营。后来，作为姐姐的美蕙子于1980年专门到中国探望了将军——这不是杜撰，当时的新闻证实了这一切：我们用仁厚对待无辜，而你们却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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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转载的这篇文章观点不作评论，但是这是篇有启发的文章，启发我们思考中华文明。。。

ZT 2004中国全球影响力相对于美国上扬

作者：徐琳 | 2004年12月29日 | 原始出处：华盛顿观察

2004年，正当美国全神贯注于国内的总统大选、海外的伊拉克战争及全球反恐战争之时，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影响力都处在成长中。华盛顿圈内人所称的“中国肌力（mandarin muscle）”伸展之快、之远，让其它问题转移视线的美国人终于在２００４年之末回过神来。

“我认为中国的兴起，与美国接替英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平和过程比较接近，而非如20世纪初德国在欧洲的强势兴起，”美国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教授、五角大楼顾问托马斯·巴奈特（Thomas Barnett）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道。

巴奈特教授对华盛顿部分人士过分强调“中国威胁论”的声音，颇不能认同。他说，“很多华盛顿圈内的所谓‘中国专家’老是说，‘美国在外交、军事受困于中东动荡的同时，忽视了中国、印度等新势力的崛起’。这些人往往只是从军事和安全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只偏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部关系，而不重视中国内部社会的长足进展。”

“相较于大家都在讨论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崛起（rise）’，我觉得中国‘重返（return）’国际社会反而比较合适，” 国防组织公司（Defense Group, Inc.）情报研究和分析中心（Center for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Analysis）副主任毛文杰博士（James Mulvenon）说道，“中国不再满足于窝在亚洲一隅‘搭美国的便车’（free-rider）。这是（中国发展的）临界点（tipping point）。”

亚洲：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各显神通

“谈到中国的重返，我对于中国如何改变亚洲经济体系印象最为深刻，”毛文杰说。“自97年中国平稳地度过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这已是不言而喻，中国逐渐成为亚洲经济体系中心。”

2004年，中国在与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整合上大有收获。11月29日，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式签约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整合进程，此“10＋1”自贸区预计将成为拥有17亿人口、总产值高达2万亿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区。一夜之间，中国从东盟经贸伙伴的地位一跃而至东亚区域未来的主导者。东盟＋中国所产生的经贸实力顿时可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两大区域相比拼。

毛文杰点明了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渐失，的确有需要内省之处。

毛文杰在12月20日于华盛顿右翼智库传统基金会举行的一场有关中国在全球的政治影响力的圆桌会上分析说，美国总是和东盟国家谈反恐合作，在印尼、马来西亚这些穆斯林国家耳中，这些话讲多了难免刺耳。相对而言，中国在与东盟国家谈判时聚焦经贸议题，少用政治筹码，反而较能获得东南亚国家的认同。因此这使得东盟对中国的兴趣很高，经济不能不说是主导因素。

美国保守派报纸《华盛顿时报》在2004年年关将尽时，也警告道：“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逐步降低，华盛顿实在应该进行深刻的灵魂自省（deep soul－searching）。”

中国和东盟的积极合作也带动了中国邻国在这一地区的合作行动。2004年11月的东盟首脑峰会首次有澳洲和新西兰加入会谈；日本、韩国和印度也表示将加快磋商，追求与东盟更紧密的合作。

在东北亚，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体现在华盛顿与其传统亚洲盟友的关系正出现的微妙变化。华盛顿的东北亚观察家一般认为，美日加强军事、外交联合以抵抗中国在亚洲崛起的趋势越发明显，韩国则因美国调整驻韩军事部属和朝鲜核僵局问题而和美国渐行渐远，而在逐渐脱离美国依靠的同时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详见《华盛顿观察》周刊2004年第26期《美国“鹰派”频访东亚 朝鲜核僵局下的东北亚外交形势》）。

“美国和韩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更加深了两者间的鸿沟，”传统基金会专研美日韩战略关系的研究员巴尔比娜·黄（Balbina Hwang）在《拉进鸿沟――如何增进美韩关系》一文中指出，“韩国人如今更害怕朝鲜瓦解，而非其侵略。韩国人似乎认为美国是朝鲜僵局的罪魁祸首，而忽视了朝鲜才是唯一要为朝鲜半岛核危机负责的国家。”

一直想将朝核问题提升至“区域安全”层次而非仅是美、朝之间军事冲突的美国，也必须通过中国和朝鲜的友好关系对平壤施加压力。美国政府在抱怨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之余，也不忘“提醒”中国适时运用对朝鲜的影响力。美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跃升国际舞台施展其独到的影响力，但碍于现实，也无可奈何。

中东非洲：能源之路上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中国正在成为超级大国的路上，”拉夫特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专访时说道。“由2004年中美两国在伊朗核问题及苏丹达尔弗尔（Darfur）两个议题上的意见相左，即可看出双方未来潜在冲突的可能性。”

拉夫特表示，2004年由于全球油价飙涨，能源问题因此浮现在布什政府的雷达上，智库、学界的也因此有很多讨论。而要避免中美双方冲突的方法也不是没有，例如各国应积极研究石油替代方案。

“美国在寻找石油替代方案上，做得的确不够多。”从以色列军队出身，曾官拜中校的拉夫特对《华盛顿观察》周刊特别强调他不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替美国政府说话。“然而，中国在（石油替代方案）这方面比美国来得有优势。毕竟，中国仍然属于使用能源的初期阶段，许多基础设施尚未全面换用石油为燃料，又较美国拥有更多的天然矿藏，如煤矿等等，”拉夫特说道。

中国同伊朗之间的关系，在2004年挑起中美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番交锋。

美国于1980年便开始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20多个年头下来，美伊关系不仅丝毫不见起色，甚至有急转直下的态势。自布什于2002年一月的国情咨文中首度将伊朗及其发展核武的企图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大威胁后，美国政府为防范和阻止德黑兰制造核弹，所用对策可说是不遗余力，《纽约时报》曾经称遏止伊朗核计划为“布什第二任期的最大挑战。”美国过去一年多来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运作，急欲使国际社会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以防其取得核原料，但这些努力于2004年11月29日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IAEA）决议不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而告失败。

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在2004年却越发密切。伊朗对中国的石油输出在2004年成长了16%，使伊朗成为中国排名第二的石油进口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2004年10月30日，中伊签署了价值700亿美元、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宗的长期能源协议，伊朗并表示“希望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伊朗最大的石油及天然气出口国。”

美国对于中国公开反对将伊核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一举，已是十分不高兴，中伊间紧密的经贸合作更让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效果大减。美国主流报纸《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针对中美间石油角力的报道可说是紧追不舍。华盛顿智库、学者对中国在全球能源产业渐增的影响力也有许多的讨论，鹰派学者的口诛笔伐更是不断。华盛顿极右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高级研究员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es）可为代表。

“中国对石油需求的剧烈增长，将会对国际安全情势及全球环境污染产生重要的影响，”布鲁克斯在一篇名为“对石油的执着”文章中如此说道。

曾在布什政府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的布鲁克斯警告说：“正当全球重要强国都在为有限的能源资源而你争我夺之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连武装冲突都很有可能发生。”

布鲁克斯的评论也道出了美国身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一大隐忧：能源。其忧虑之一是大国为了取得有限的能源资源，而影响了美国在全球，尤其是中东和亚洲和北非的战略布局及“反恐活动”，进而损害到美国的国家利益，除了伊朗之外，苏丹又是一个例子。美国自1997年即对苏丹进行制裁，而中国则是苏丹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和美国的“石油战略伙伴”（strategic oil partner）－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让美国提心吊胆。

鹰派学者也不忘举出，长期而言，中国持续增长的能源需求量将会积压到美国从世界各地取得的石油供给。至2004年11月止，中国的原油进口成长了70.1%，以支持其9.2%的GDP成长率（世银预估值），而2005年GDP成长率虽可能缓减至7.8%，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仍预估中国5.7%的石油需求增长。

“中国的石油进口来源包括中东（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非洲（苏丹及安哥拉）、东南亚（越南、印尼）和俄罗斯，未来还将包括拉美（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巴西）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布鲁克斯如此警告道，“毫无疑问的，中国正在抽光世界各个角落的石油资源。”

曾撰有“中美为争夺石油正在相撞的道路上”一文的美国全球安全分析学会(IAGS)执行主任盖尔·拉夫特(Gal Luft)也对中美两大强国为能源资源的争夺表示担心，直指中国可能继日本之后，成为亚洲另一个可能因资源需求而引起战争危机的国家。

欧洲和拉美：中美影响力你消我长

2004年，美国与其长期盟友――欧洲的关系，持续因伊拉克战争引起不合。

“美国更关注的国际问题，常常是个麻烦制造点，例如中东和朝鲜；不然就是跨国性的议题，如反恐、爱滋和核扩散等；还有就是崛起中的国家，如中国及印度，”美国外交政策协会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uncil)高级研究员伟恩·梅瑞（Wayne Merry）说道。

而对美国而言，欧洲国家本身既非一个有麻烦的区域，也没有跨国性的问题产生，又是属于“夕阳”国家，也无怪美国政府对其大西洋盟友的兴趣日渐消弱，梅瑞指出。“在面对各方即将到来的挑战，美国人当然会乐见欧洲更加积极地与美国合作，但却不期待看到这样的结果。‘欧洲’这个地方变成美国人偶尔去旅行的地方，还得忍受因美元贬值而暴涨的欧洲物价。”

但同时，中国与其“全面战略伙伴”――欧盟――关系日趋紧密。欧盟对中国实施多年的武器禁运在我方多方运作下，终于在2004年底出现了喜人的突破。欧盟领导人在美国强烈反对声中，于12月17日表明欧盟可望于2005年6月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可说是为中国媒体称之为“中欧年”的2004年画下完美的句点。

面对美国五角大楼一直以来积极地向欧盟施压，美国国会更对可能的禁令解除表现出强烈的反应，于今年出版了《五角大楼新地图：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海军战争学院分析学教授托马斯·巴奈特认为美国政府不啻是小题大做。

“随着中国经济的急剧增长，中国手头上充裕了，增加军备采购并不是违反常态的事，”巴奈特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道，“能源采购一事也是如此。中国自然会朝向世界上尚未开发的市场去，而不是四处和别人去撞、去挤。”

中国与“美国的后院”――拉美国家的关系增温也引起美国的侧目。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4年11月20日出访拉美四国――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古巴，目的不止是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与连任成功的布什会面，更在于加强和拉美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国对拉美国家的投资并不限于石油及矿藏开发，更包含基础建设和运输工程。反观美国与拉美的关系，布什政府与左倾的委内瑞拉及巴西政府都有摩擦，前者为石油，后者为鸡肉出口。

此外，中国积极寻求与加拿大达成石油探勘协议的努力也成为话题。12月23日的《纽约时报》以“中国正成为美国争取加拿大石油的对手”为题，直指中国“追石油追到了美国自家门前。”

巴奈特教授：勿将中美关系看作零和游戏

从华盛顿学者近期源源而出的撰文，到美国主流媒体追踪中国能源政策的一连串报道，可见目前鹰派观点在美国的确是占上风的。看到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等保守派智库举行的中国座谈会上人声鼎沸，我们也不禁要问，与布什政府声气相通的保守派人士，他们的意见是否已成今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方针？

针对这番“中国威胁论”的再度兴起，巴奈特教授指出，太多的美国学者将中美全球影响力的角力看成是“零和游戏”（zero-sum game），他认为这种视角是“极端愚蠢的”。许多“中国专家”的职业生涯都建立在告诉人们“中国的发展是可怕的，”只有如此才能显现他们的重要性。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快速经济成长的同时，也在朝美国的政治、社会体制迈进，中美间的经贸交往更是帮助了美国维持起生活水平。美国期望中国能有如此成就，却不希望自己相对地放弃部分成本，是短视近利的，”巴奈特对《华盛顿观察》周刊如此分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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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be satisfied with anything that you did, but try your best to do everything you should do....

Terror detainees win Lords appeal

Terror detainees win Lords appeal

from bbc

Detaining foreign terrorist suspects without trial breaks human rights laws, the UK's highest court has ruled
In a blow to the government's anti-terror measures, the House of Lords law lords ruled by an eight to one majority in favour of appeals by nine detainees.

The law lords said the measures were incompatible with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s. The men will stay behind bars while ministers decide how to react.

Solicitor Gareth Peirce called on the government to release them quickly.


Most of the men are being indefinitely held in Belmarsh prison, south London.

The ruling creates a major problem for Charles Clarke on his first day as home secretary following David Blunkett's resignation.

The Liberal Democrats say Mr Clarke should use the fact he is new to the job to take issue with a law established by his predecessor, David Blunkett.

Belmarsh prison has been dubbed Britain's Guantanamo Bay by civil rights campaigners opposed to the use of emergency anti-terror laws.

The detainees took their case to the House of Lords after the Court of Appeal backed the Home Office's powers to hold them without limit or charge.

The government opted out of part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concerning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in order to bring in anti-terrorism legisl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11 September attacks in the US.

Any foreign national suspected of links with terrorism can be detained or can opt to be deported.

However those detained cannot be deported if this would mean persecution in their homeland.

On Thursday, senior law lord Lord Bingham said the rules we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s they allowed detentions "in a way that discriminates on the ground of nationality or immigration status".

Lord Nicholls of Birkenhead, in his ruling, said: "Indefinite imprisonment without charge or trial is anathema in any country which observes the rule of law.

"It deprives the detained person of the protection a criminal trial is intended to afford."

He said the weakness for the government's case was that it was trying to justify detention without trial for foreign suspects - but not for British suspects.

Lord Hoffmann said: "The real threat to the life of the nation, in the sense of a people living in accordance with its traditional laws and political values, comes not from terrorism but from laws such as these."

But Lord Walker of Gestingthorpe, the one law lord to oppose the appeal, said the anti-terror laws contained important safeguards against oppression.

'Constitutional importance'

In a statement, detainee 'A' in Woodhill Prison said: "I hope now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act upon this decision, scrap this illegal 'law' and release me and the other internees to return to our families and loved ones."

The case was heard by a panel of nine law lords rather than the usual five because of the constitutional importance of the case.

Ms Peirce, who represents eight of the detainees, said if the government now failed to act quickly, it "will provoke an enormous constitutional crisis if the government fail to act swiftly".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steps to withdraw the legislation and release the detainees."

If there was no swift government action the detainees could ask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to get involved, she added.

She claimed the detention had driven four of the detainees to "madness", saying two were being held in Broadmoor hospital.

When the men were first held, they took their cases to the Special Immigration Appeals Commission (SIAC).

The commission ruled on 30 July, 2002 that the anti-terror act unjustifiably discriminated against foreign nationals as British people could not be held in the same way.

But that ruling was later overturn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who said there was a state of emergency threatening the life of the nation.

从学术平民化说开去！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新的名词叫“学术平民化”，大致是说学术不应该是专家们的独享品，而应该属于所有的人。这个提法触及到了我一直所思考的但是又不能给予解答的一个问题。而这个提法却恰恰给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去回答，那就是作为个人我们能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学术”？

那篇文章的作者举了中国思维网斑竹的一个例子，说一个吹笛子的要想吹笛子首先要会识谱，如果要想识谱，首先得学认字。那么你要想吹笛子首先最需要作的就是认字，否则你不识谱，更谈不上吹奏美妙的音乐了。然后又如何解释那些牧童呢？他们是放牧的，不识字，更不知道谱为何物，可是他们却吹奏着美丽田园中最美妙的音乐，这又如何解释呢？那个作者的解释是对于能否吹奏美妙的音乐，作为人都会有其自然本性的东西，这种本能支配着人，你即使不认字不识谱但是你也能创造出美妙的音乐。这个提法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对于前面那种人，我觉得应该城其为学院派。各行各业都有所谓的学院派，也就是所谓的科班出身。但是各个行业的众多佼佼者中也不乏所谓的另类，他们的成功又如何解释呢？也许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释，其实毛泽东同志的所谓实践出真知已经早已经给了最好的解释。而实践在哲学上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学校，间接实践，运用学习前辈的知识去掌握真知。另一种是自己去体验，这种方法往往又是最为直接的。而且我想作为普通人更喜欢运用后者来体验真知，正所谓古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最为真实的写照。而对于学校，现在社会普遍的风气是所谓学校的东西太理论，于实践脱节，但是这并不是教育的错，而且如何去教育的问题。那么既然作为普通的正常人更钟情于自己的亲身实践而得出真知，而且大部分是没有办法通过精英化的教育去实现自己的“学术”梦想。那么他们有没有权利去思考？有没有权利去学术？而我们的社会又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种现象呢？

首先，作为人，按照一个哲学家的观点，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思考。这就是所谓的“我思故我在”这一伟大的哲学命题，这里我不想当然我也没有能力去论证其正确性，当然作为哲学即使正确性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但是作为这么一个命题，必然有他合理的地方!作为任何一个人你都有权利去思考，这是人的基本权利，大脑不是哪个政府赋予你的，也不是神赋予你的，而是自然赋予你的。而作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基本区别就是能够思维。所以思维是天赋予的，你能够思考，你可以思考，你的思考不应该收到任何限制。这是一种最本源的能力，如果你连这项能力都被剥夺了的话，那么这时的人又和普通动物有什么区别呢？当然，至于你思考不思考，思考什么东西，这就更没有什么外在力量有权去干涉了。所以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刑法里，不会以你的思想定罪，而是以你的行为定罪的。所以哪怕你思考的东西多么罪恶，你也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惩罚。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曾经出现的“腹诽罪”，你即使想了，也是犯罪。所以那时的人都没有人敢去乱想，当然想没有想是我们无法知道的，那是由当时的审判人员决定的。至于审判人员想了些什么，由谁定罪，也许就是当时的统治者吧。当然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而且这样的统治方式也注定着这个王朝的气数将近。所以大体上作为个人，思考的权利是上天赋予的，个人有权思考。

但是人思考了，思考出来了一些所谓的“真知”，作为人就会希望表达出来，如果作为个人没有表达的欲望的话，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应该处在原始社会的状态。因为任何的人都不会表达自己的实践所得的知识。那么每个人都会从最低级的实践开始，可是人的生命是有限，你即使终其一生去实践，也终是沧海一粟。所以牛顿曾经说过，成功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这就说明开创性知识也是需要继承别人实践所总结出来的真知的。

那么对于个人如何满足自己表达的欲望，当然有多种方式，比如父母对子女的谆谆教诲就是将自己的经验告诉给子女，师父教授徒弟，就是师父将自己的所得传授下去。当然这是比较基本的表达方式。更高一级的就是书面方式，著书立说。古人写书除了为史书以外，作为个人，通常都是送于亲戚朋友，或是子孙后代。在最原始的时候，在石壁上表达，后来发展到龟骨上，竹简上，丝绸上，表达的东西越来越广泛，但那始终都是特权阶级的专利。作为百姓，那些后来成为大“家”的大都是将自己的学说传授给弟子，或者寻求统治者能够实践自己的学说。那时的人喜欢思考，当权者也不干涉大家的思考，因此成就了“百家争鸣”的中国思想盛事。到了宋代，印刷术的发明为什么成了四大发明之一，其地位那么的尊崇，就是因为这样的方式使得思想有了最广泛的载体，可以在接近最广泛的人群中传播，无论是亲朋好友中的鸿雁传书，还是个人的著书立说，或是政府的公文，史书。这样的一种传播载体根本性质的变革造就了其成为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如果说咱们中国人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的话，只要看看这些发明对于所谓的蛮夷的重要性就可以充分认识了。火药？我们用来当烟花的东西蛮夷发明了枪炮，指南针，我们用来占卜的东西蛮夷用来航海开辟新大陆。造纸和印刷术这种不可估量的通讯传播手段，在史集浩瀚，藏书成风的中国，一千年也没能酿成知识爆炸，到头来还是西方反过来向我们输入了铅印技术和网络技术。从某种程度上说，造纸和印刷应该算是四大发明之首。因为其作为思想载体的功用比枪炮，指南针更为重要。一个不懂得思考，不会思考的人，即使你给他火药，指南针，他也永远不会想到可以用来作火药，航海。这似乎就是中国人最大的遗憾。因为我们最先掌握了技术，却没有能将他延续下去。但是面对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如果说我们中国人不会思考，又怎么会在政治上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经济上有着汉唐盛事，军事上有着孙子兵法，思想上有着百家争鸣呢？那么最终为什么中国又会到了被任意欺凌，甚至连一直连旁边的小国日本也屡次欺负着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到了眼下，连韩国的电视剧，电影都被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为之疯狂?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也是一个最神秘的谜，因为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个现象。五千年的文明就在这短短的200多年里被彻底击垮！我在这里不想去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我想要关注的是我们发明了作为最重要发明的思想载体，为什么会变得落后，我主要想从思考这个层面上去分析一下。

作为人，我们能思考，有权思考，我们有了传播思想的工具，似乎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可是东风的迟迟不来，西风却甚劲！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这就涉及到了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能否自由表达思想，以及为什么需要自由表达的问题。还是回到中国的历史上去，作为任何一个中国人，再思考中国思想界问题的时候都会知道这样的事实，焚书坑儒，文字狱，甚至当代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切的事件是在说明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政府从古至今都在限制思考，限制思想的传播，这也许应该算是古老文明最致命的地方，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瓶颈”。政治上不能非议政府的行为，层层的政治审查，甚至古代需要“避讳”，如果把避讳制度作为对位尊者的尊敬，但是这却是以牺牲自由言论为代价的。也因此产生了一种对位尊者的恐惧。对其不敢去想，不能去想，不该去想。所以中国人大约是不敢谈政治的，虽然现在有了好转，但是仍然局限在口头上。学术思想上是更为严重的地方，而这个地方的言论不自由又是常常被人忽略的，然而作为学术，大约和教育有关，而教育又是作为个人获得真知最重要也最经济的方式。学术上的权威崇拜到了极至。作为一般人真正无法染指学术，学术权威们对待自己的异己者是毫无顾及的打压，而异己者却没有任何措施来保护自己。学长者对年轻者的打压和漠视。甚至作为老师对待学生，也是经常嗤之以鼻的蔑视和忽视，作为学生从来不敢去想，不能去想，本科生是这样，硕士生是这样，博士生是这样，甚至你哪怕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当和你的老师说后，老师经常会说：年轻人，多虚心学习一下吧。所以二十岁的时候不能去想，因为太幼稚，三十岁的时候不能去想，因为太年轻，四十岁的时候不能去想，因为需要谦虚，五十岁以后可以去想了，但是已经没有了想法。但是五十岁了以后没想法了没关系，只要你一直在学术界，你就可以在你的范围里安心的做你的学术权威，尽情的指导你的学生们了，因为你现在有了资历。这种学术等级性是恐怖的，这样的一种环境使得我们的教育环境创造不出国外那些年轻的学术精英们，更不可能有开创性，指导性的理论。在学界是这个样子，作为普通的老百姓你更不用去奢望染指所谓的"学术"了!因为学术就和过去的皇帝一样是深不可测，不可企及，神秘没测的东西。这样的一种学术神秘化，学术权威化，学术等级化这所有的限制限制着中国人的思考，限制着中国人的自由表达，逐渐地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这是可怕地也是民族地最大悲哀。俗话说：辨则明。限制大家地思考，没有了辩论，统一了思想，这样地民族又怎么可能进步呢？

BLOG是一个建立在网络技术上提供给个人表达自己地新舞台。每个人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地喜怒哀乐，甚至严肃地学术，即使你是个普通人，你也可以有权利表达你地想法。不管对错，所以有人就提出了学术平民化地问题，因为这样一个平台给了个人展示自己想法地舞台，那么牧童地音乐是音乐么？牧童能不能吹出美丽动听地音乐呢？当然是可以地，这是最自然的音乐，也是最美丽的音乐，去掉那个神秘面纱。学术不是高不可攀的，不是作为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哪怕你的想法再粗糙，论证漏洞百出，但是一定要表达出来，我们不需要每个人说的都是真理，我们需要大家说话，然后共同发现真理。BLOG文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契机，一个提供给每个人展示想法的契机，我们能够自由表达了。社会的进入需要这样。而作为政府，需要保护好这样一个自由表达的萌芽，而作为学术家们，作为旁观的朋友们，多些宽容，少些批评和歧视。因为我们本不需要他们表达的是真理，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环境，让大家自由的思考，平等的思考。这样的社会才会是一个创造性的社会。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待平民学术，对待大家的自由思考。

ZT 孰优孰劣话黛钗

《孰优孰劣话黛钗》 周思源

林黛玉，薛宝钗，谁优？谁劣？从《红楼梦》诞生这就是一个让人争论不休的话题。论诗学，一个是家学深厚，一个是见识广博；论个性，一个是率真执着，一个是缜密豁达；论相貌，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真是难分高下。

　　林黛玉是《红楼梦》里除贾宝玉之外的又一个重要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依然保留了《红楼梦》的神秘性。要想理解林黛玉这个人物，还需从一个神话故事入手。在西方灵河岸边，有一株绛珠小草，日夜得到一位神瑛侍者的浇灌，后来修成了一个女孩子，在她的恩人神瑛侍者下凡时，绛珠小草为了报恩也要求下凡。林黛玉就成了这棵绛珠小草的化身。所以在林黛玉身上，天然地就带有了神性，这种神性在林黛玉身上转化成了她的哪些性格？

　　同时我们也知道，《红楼梦》里演绎了一场宝、黛、钗三人的爱情悲剧，处于爱情第三方的薛宝钗是林黛玉最大的情敌。尽管薛宝钗出身名门，见识广博，有着和林黛玉一样出众的容貌和才华，又是贾府上上下下最得人心的一位人物，可贾宝玉却偏偏不钟情于她。

　　林黛玉和薛宝钗是《红楼梦》里最出众的两位女性，曹雪芹赋予她们许多人所不及的敏捷才思，两位都是做诗的好手，诗作堪称一流。就诗作而言，林黛玉处处显得比薛宝钗更胜一筹。

　　尽管贾宝玉与林黛玉互为知己，真心相爱，但最终没能走到一起，大智若愚、成府深厚的薛宝钗却成了贾府的宝二奶奶。但在爱情的追求上，林黛玉始终显得比薛宝钗更主动。

　　在才气和爱情上，林黛玉所表现出来的超前和主动的意识，给这个形象增加了闪亮的色彩，相比之下的薛宝钗则显得更有心机和世俗，她从不主动地去争取和表现自己的欲望，处处都显得那么平稳、冷静。由此，也使得林黛玉与薛宝钗有着不同的待人处事方式。那么在待人处事上，林黛玉却不如薛宝钗。

　　（全文）

　　主持人：钗、黛，孰优孰劣？争了快二百年了，今天我们请周思源先生为我们断断这桩公案《孰优孰劣话黛钗》，大家欢迎。

　　主讲人：在《红楼梦》里面有许多人物，像黛玉、宝玉、宝钗、袭人等等，引起争论的，分歧很大的这样的人物，不是一个两个。这正是《红楼梦》这部小说经得起反复品味式精读和反复解剖式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曹雪芹能够跻身于世界一流大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像曹雪芹这样伟大的作家，我看全世界不超过十个，就是古今中外。那么对黛玉和宝钗到底谁更好一点？谁差一些？这个问题我们要从艺术评判、道德评判、生活评判三个不同的标准来综合考察这两位少女。你用这个标准，我用那个标准，不同的标准，或者你用一个，我用三个，那就说不到一块了。

　　我们先来看黛玉，我们还是从神话入手，从黛玉的象征之物入手。宝玉的象征物是那块玉，他是真石头假宝玉，那么黛玉有没有象征物呢？有。黛玉的象征物比宝玉要多，黛玉的基本象征物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上的一株小草，由于神瑛侍者每日灌以甘露，得以久延岁月，修成女体，所以黛玉的生命力是非常脆弱的，这就是她自幼多病，体弱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她的生命力非常脆弱，这是第一个她的文化基因。第二个文化基因，就是她的生命是神瑛侍者每日浇灌，用甘露浇灌，她才能够久延岁月，她的生命是来自于神瑛侍者。因此她对神瑛侍者具有生命上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她极度依赖神瑛。这就是林黛玉一刻都离不开贾宝玉的原因，一旦失去了贾宝玉，那么她的生命之水就枯竭了，这样就造成了林黛玉的两个大缺点，一个就是她多疑、小性，爱生气，还有一个就是她过于依赖贾宝玉，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在贾宝玉身上，惟恐失去贾宝玉。但是她毕竟是具有神性的，因为她在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上的一颗小草，是神瑛侍者用甘露浇灌它，因此这颗小草它是带有神性的，所以在林黛玉身上她具有某种神性，就是非常高贵的品格。第三点就是绛珠小草后来变成一个女孩，绛珠仙子。那么她为什么也下凡呢？她和贾宝玉有所不同，她和神瑛侍者不同，和石头不同，石头和神瑛侍者是不满天堂生活，他要下凡来享受满足人的物质精神情感需求下来的，所以他有比较强烈的叛逆性。那么这个叛逆性呢，当然也传染给了绛珠小草，绛珠仙子。但是绛珠仙子下凡的动机和石头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区别，非常重要的区别。石头下凡，神瑛下凡是对天不满，因为你不让我补天，我有补天之才你不让我补。绛珠小草下凡，因为她的恩人下凡了，她要报恩而跟随去了，因此林黛玉在叛逆性上，她的目的和程度跟神瑛，跟贾宝玉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注意的，就是它有相通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

　　林黛玉她身上的神性，表现得最突出、最可贵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她如果和薛宝钗相比，她最突出的是什么？最突出的，就表现在林黛玉她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元春省亲的当晚，元春让大家做诗，黛玉当时是决定大展其才，压倒众人。今天我要在贵妃面前好好地表现一下我的诗才，能够让她得到赏识，比别人都强。这个思想在当时了不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弱点就是缺乏竞争意识，这是中华民族后来在明代中后期落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史上的原因，因为中国历来都是强调中庸的，枪打出头鸟。中国有这样大量的成语俗语，你不要说女人了，连男人都是反对你出头的。林黛玉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要表现自我价值，要让我的自我价值让别人了解、重用、欣赏，这种意识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结果遗憾的是，元春只让她们做一首，所以林黛玉很快写了一首，结果得了一个并列冠军，元春最后评定的时候说，还是薛林二妹妹最好，但是我们都看得很清楚，薛不如林。宝钗的那首诗，是典型的应制诗，过去皇上跟他的臣子部下每人都写一首，就这种。宝钗的那首没有诗味，而且基本上句句都是歌颂。林黛玉的起码有一句是非常好，非常有气魄，“借得山川秀”，气魄多宏大。林黛玉那首诗水平明显高于宝钗，而她是什么呢？信手写来，就得一个冠军。所以这地方看得出来，林黛玉在当时具有超前意识的这样一种精神境界，这是她神性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林黛玉她的象征物除了是小草以外，还有两样。

　　一样就是竹子，林黛玉住在潇湘馆，一进院子小说这么写，“有千百竿翠竹遮映”,遮映是映，“后院墙下得泉一派”，“一派”就是泉水是很小的，“开沟”，开一条小沟，“仅尺许”，那沟很窄，就一尺多一点宽。注意潇湘馆里面的竹子是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竹子这个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它是表示文人刚直不阿，有节气，有骨气，是这样一个象征。而大观园所有的院子里，只有潇湘馆有竹子，那当然了，潇湘馆这个名字照理说不是很吉利，这个竹子按说不是很吉利，为什么？因为它暗示了舜帝南巡，久久不归。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南下寻夫，后来知道舜帝已死，于是泪洒斑竹，“斑竹一枝千滴泪”，投湘江而死。但是当时起诗社的时候，大家要用别号，用一个笔名，别人说就叫潇湘妃子吧，因为她住潇湘馆，林黛玉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其实真不错。那么这些翠竹就暗示了林黛玉将来不幸的命运，但是这千百竿翠竹，象征着林黛玉那种人品高洁，她具有一种独立的文人的气质。林黛玉是这些女孩子当中最有骨气的，你跟薛宝钗一比就比出来了，就在元春省亲的当晚，贾宝玉写诗写不出来，憋得没折的时候，宝钗和黛玉都过去关心。我们看宝钗怎么说，宝钗说贵妃刚才把红香绿玉改成怡红快绿，她不喜欢“绿玉”两个字，你还非要写那个，你不是成心跟她争执吗？宝钗是处处小心谨慎，怕贵妃不高兴，宝玉受到启发了。他说对了，以后我不叫你姐姐了，我就叫你老师吧。宝钗说，怎么又叫姐姐了，在上边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呢。这些地方就写出了宝钗她非常世俗的一面，她和林黛玉一比光彩就不如人。而且我们注意到，刚才讲了，那个泉水从墙外面流进来，那个沟很小，很窄、很浅，我们注意一下，大观园里面有很多院子，大观园里面也有很广阔的水面，但是院子里面有水的只有潇湘馆。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水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特别是在《红楼梦》当中，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嘛，水是代表少女，也就是说曹雪芹是把林黛玉比做所有这些杰出少女中的最优秀的代表。但是这个小水沟很浅，很窄，意味着暗示着它的生命力的脆弱，而且这个水是绕着竹子盘旋而出，这就很有意思了，这就要强调这个水和其他的水不一样，它是刚直不阿，人品高洁之水。

　　我们再看看宝钗，宝钗也有象征物，《红楼梦》里面有两个人物的象征物是石头，一个当然就是贾宝玉，还有一个就是薛宝钗。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薛宝钗这块石头它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看一下，薛宝钗住在蘅芜苑，“步入门时，忽然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这个石头很高，它不仅是一块大的很高的玲珑石，而且四面还有石头。所以曹雪芹在这儿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这个石头很大，不是精英美玉，这是真石头，这么多石头，“竟把里面所有房屋皆悉遮住”，全都遮住了。注意潇湘馆里面用的是“遮映”，竹子把房子遮挡了去，但是它是相映成趣，相映成辉，而这里“遮住”，“遮住”就暗示了我们，薛宝钗她常常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的东西。而且一株花木也无，没有一朵花木。不过倒是什么呢？只见许多异草，可这些草它不是石头上长出来的，而是在石头旁边，是攀缘在那些石块上的。这些异草是象征着伺候薛宝钗的那些丫鬟们。因此薛宝钗这块石头和贾宝玉这块石头的区别是什么呢？贾宝玉这块石头，原来也是普通的石头，经过女娲锻炼之后，通了灵性，有了神性，这是一块有生命的石头，是一块有强烈生命意识的石头。而薛宝钗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所以她在金钏之死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冷酷无情，在柳湘莲出走的那些问题上，也表现出冷漠。连薛蟠这么差劲的，都满世界找他去，薛宝钗没有。那么你想一块是有生命的石头，一块是没有生命的石头，一块石头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另外一块石头对别人对自己都非常冷漠。那么这两块石头它怎么有缘呢？因此曹雪芹只能让她住在蘅芜苑，蘅芜苑就是恨无缘。不可能有缘分，尽管他们离得很近，就像两座山一样，你可以看见我，我可以看见你，但是咱们走不到一起。薛宝钗是一个身受封建礼教教育的一个孩子，她严格地遵守封建道德规范，用封建道德规范来规范自己，也规范别人。有人说薛宝钗很虚伪，我觉得错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薛宝钗这个人物之所以经得起琢磨，甚至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因为她非常真诚，她真诚地信奉这些东西。比如她劝黛玉，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最好是不识字，识了字以后你也别老去写诗，写多了，有学问的人还笑话你呢。她很真诚，她不是品质问题。

　　宝钗和黛玉，你说诗写得比较一下优劣，很难比出来。你看薛宝钗的《螃蟹诗》那写绝了，恐怕是空前绝后，没有第二人能超过她。她还有很多其他的诗，写得也不错，当然也有一些应景的诗。可是跟黛玉一比，你能比出来，这两人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宝钗用过四种体裁，黛玉用了八种体裁，比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歌行、词等等。宝钗是4种9首，444个字，黛玉是8种，体裁比她多一倍，25首，比她多一倍半，256句，比她多三倍，1659个字，比她多三倍。通过这个统计，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宝钗和黛玉写诗，都写得非常好。但是宝钗只参加集体活动，没有自由活动。黛玉有大量的，都是她个人的自由活动。而且黛玉参加集体活动也是尽量要大展其才。一圈就圈三个，三个题目就拿下来了，她要多写。宝钗没有歌行，而黛玉的《秋窗风雨夕》《葬花词》写得多好，当然这都是曹雪芹写的，这个著作权问题，咱们得弄清楚了。黛玉她是把诗词作为抒发内心情感，宣泄苦闷的一个手段，所以她的诗词里面真是充满了血泪，充满她真挚的感情。即使这种感情有时候可能比较狭隘，甚至可能有误读、误导，但是很真诚。你看她题手帕诗，她一下就写三首，写一首还不能把那个感情完全抒发出来，所以黛玉就要写歌行体，长篇，充分地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那么她们两人的差别，归根结底是由于两个人的诗歌观念造成的，也就是说她们的区别在于价值观的不同。薛宝钗是视诗词为小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最好不认字，写多了，让有学问的人笑话咱们，不守本分。参加集体活动她也不能参加，你写我也写。黛玉不是这样，黛玉她生命形态的一部分就是诗词，诗词已经和她的生命融为一体了。

　　我们看得出来，黛玉在爱情的问题上，她比宝钗要强得多。她是主动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她惟恐失去宝玉。所以听说宝玉得了个麒麟，史湘云也有一个麒麟，可是湘云来了，所以她急急忙忙要去看了，别两个人有个小东西，咱们中国这个记那个记的，两个小东西就撮成婚姻了。所以她就去了，而宝钗恰恰相反，宝钗作为一个少女，在一个很难接触到其他男性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她喜欢宝玉是非常正常的。而宝钗和黛玉恰恰相反，她就像她住的蘅芜苑的大石头那样，暗示她总是在处处掩饰自己，而这种掩饰反而起了副作用。

　　比如由于马道婆使魔法，结果王熙凤和宝玉中了邪了，后来宝玉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当时大家很高兴，宝钗就开了个玩笑，说阿弥陀佛，如来佛真忙，不光要忙着讲经，还要忙林姑娘的婚事。她就开黛玉和宝玉的玩笑。而且还有一次，黛玉让贾母叫走了，宝玉都没心情吃饭了，匆匆忙忙吃完饭赶紧要走，宝钗说，赶紧让他走吧，要不他惦记林姑娘，林姑娘也惦记他呢，开这个玩笑。这两次玩笑反映出来，一方面宝钗要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另一方面，表现出来潜意识里面的她的那种封建道德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就是按照封建道德规范，女孩子根本不应该考虑自己的婚事，自己的婚事应该由父母做主，如果父母不在，就由长兄做主，兄长，所以薛宝钗觉得好没意思，幸亏有个黛玉，把宝玉拖住了。宝钗这种做法，她不是出于虚伪，而是非常真诚，就是她真诚地对别人冷漠，也对自己冷漠，因为她本来就是一块大石头。

　　她那两个玩笑开得，实际上会促进黛玉和宝玉的感情，这些地方也就是说，在生命意识上，在爱情观上，在人生的价值观上，宝钗不如黛玉。

　　王熙凤说薛宝钗，说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这是宝钗好的地方，因为宝钗是客，寄居贾府，她对贾府的事情，当然不应该多加干涉。而且贾府的矛盾那么复杂，所以她当然就回避了。可是一旦如果需要她表态的时候，她毫不吝啬。我们看李纨、探春，宝钗三个人，受王夫人之命，代管大观园。王夫人是她姨妈，在这种情况下，宝钗发表了两段长篇演说，这两段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千字。她就说明大观园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后面第二段，她提出什么，她让那些承包的婆子媳妇们，你们要拿出一点来，要照顾左邻右社，这样她们就不会搞破坏了，她们也就平衡了，你们也就安全了。这不就是社会稳定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整个把前八十回完整地来看，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宝钗。宝钗这个管理才能黛玉是远远不如，我估计黛玉那个潇湘馆都管不好，主要是紫娟的功劳。黛玉是只会做诗不会做人，说话直来直去。黛玉非常可贵的一点，她的性格非常率真，很真诚。那么这一点呢，宝钗就不如她了。

　　刚才讲元春省亲的时候我们也讲了，她处处要顾及到别让元春不高兴，但是宝钗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她虚伪。我们要注意到，宝钗在大观园里是很得人心，她并不是靠小恩小惠得来的，宝钗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人际关系。而我们知道，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养和能力。这一点是宝钗比黛玉强的地方，那么这样我们就要回到开头，我们讲的那个标准上来。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两个女孩子，是黛玉比宝钗强，也不能简单地说，是宝钗比黛玉强。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涉及一个美学上和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作为艺术评判，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少女的艺术形象，它在塑造上，难分高下，都是非常成功，非常经得起咀嚼的艺术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薛宝钗这个人物更难刻画，就是说一个艺术家，你要把它写得让读者让观众，老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这是最高明的。因此从艺术评判的角度来说，这两个都是极其成功的形象。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为什么这幅名画那么好？另外还有个名字叫《永恒的微笑》，就是她这个微笑你越仔细看，你越不明白她在笑什么。是一种微笑，是一种冷笑，是一种恶毒的笑，你都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和当时你的心情你的环境，和你的先入之见都有关系，它妙就妙在，这个微笑你没有办法解释，很难解释，所以从艺术评判来讲，黛钗不分高下。

　　然后我们从道德评价来讲。道德评价，我觉得黛玉要比宝钗强。我们很清楚了，这是她们的象征之物所决定的。因为宝钗身上尽管读者有许多误会，被曹雪芹引入了误区。但是宝钗身上确实存在着一些冷酷无情，而且她不仅是对别人冷酷无情，她也对自己冷酷无情。有的人是被迫的，变成了祭坛上的牺牲品。而宝钗是自觉自愿地把自己作为一个牺牲品，放在了祭坛上。所以在道德评判上来说，钗不如黛。最后从生活评判，作为生活对象，薛宝钗身上那种封建意识在现代社会里面已经远去了，尽管有。但是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很多现代女性，甚至都走得太远了，而薛宝钗身上那些可以被大家接受的欣赏的东西，比如说她身体比黛玉健康，她比较善于搞好人际关系等等，就比黛玉有优势。

　　总而言之，曹雪芹在黛玉和宝钗身上，都倾注了所有的爱心，她既没有把她们都写成完人，也没有过于夸大她们的缺点。在她们身上，都有许多可爱的地方，也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那么，如果说能够把她们两人的优点相加，缺点都去掉，那么就成了完人了。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ZT 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

作者：龙应台
台灣的內向性

一位居龍頭地位的電子企業家告訴我，一九六八年，他曾經陪同他的美國的企業總裁來台灣考察，思索是否要把他們第一個亞洲分廠設在台北。考察結果卻是把分廠設到新加坡去。原因？當時的台北顯得很閉塞，對國際的情況很生疏，普遍的英語能力也差。換言之，國際化的程度太低。
二○○二年，孤星出版社（Lonely Planet）出版了專門介紹台灣的英語版旅遊書。作者用功不深，對台北市的新發展似乎沒什麼概念，但是整體印像他是有的。台北，他寫著，是亞洲最難接近的城市之一。意思是說，台北顯得閉塞，與國際不太接軌，英語能力也差，以至於，國際的旅遊者很難在這個城市裡悠遊自在。
三十五年過去了，台灣還是一個閉塞、國際化不足的地方？
是的。有經驗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台灣的內向性。中正機場裡外國旅客非常少。首都的英語街道標示一團混亂。報紙的國際新聞五分鐘就可以讀完，有線電視的新聞報導更像是一種全國集體懲罰：小孩吞下釘子的報導時間十倍於伊索匹亞百萬人餓死的消息，南投的一隻狗吃檳榔的鏡頭比阿根廷的總統大選更重要。八國領袖舉行高峰會議，示威者的裸體大大地刊出，但是示威者究竟為了什麼理念而示威？不置一詞。一天二十四小時，這個國家的人民被強灌影像，政客的嘴臉、口沫、權力鬥爭的舉手投足，鉅細靡遺地注入，就像記憶晶片植入動物體內一樣。國際間所重視的問題──戰爭、生態、貧窮、飢餓、新思潮的出現、舊秩序的突變、大危機的潛伏等等，在這裡，彷彿都不存在。
不對呀，你辯駁，台北是很國際化的。Starbucks咖啡館的密度居世界第一，二十四小時便利商店佔據每一個街角。最流行的嘻哈音樂和服飾到處可見，好萊塢的電影最早上市。生活的韻律也與國際同步：二月十四日買花過情人節，十月底戴上面具參加「萬聖節」變裝遊行，十一月有人吃火雞過感恩節，十二月市府廣場上萬人空巷載歌載舞慶祝耶誕節；年底，則總統府都出動了，放煙火、開香檳，倒數時，親吻你身邊的人。
民選的新政府甚至要求政府公文要有英文版，公務員要考英文，全民學英語，而最後的目標則是：把英語變成正式的官方語言。
誰說台灣閉塞？
變得跟誰一樣？
究竟什麼叫「國際化」呢？
如果說，「現代化」指的是，在傳統的文化土壤上引進新的耕法──民主制度、科學精神、工業技術等等，從而發展出一種新的共處哲學與生活模式。如果說，「全球化」指的是，隨著科技與經濟的跨越國界，深層的文化體系，始料所未及地，也衝破了國家與民族的傳統界線。原來沿著那條線而形成的千年傳統──種種律法、信仰、道德、價值，面對「全球化」，不得不重新尋找定義。「現代化」是很多開發中國家追求的目標；「全球化」是一個正在急速發生的現實，在這個現實中，已開發國家盤算如何利用自己的優勢，開發中國家在趁勢而起的同時暗暗憂慮「自己不見了」的危險。
那麼，「國際化」是什麼呢？按照字義，就是使自己變得跟「國際」一樣，可是，誰是「國際」呢？變得跟誰一樣呢？把英語變成官方語言，是要把台灣變成英國美國，還是印度菲律賓？還是香港新加坡？當執政者宣布要將別國的語言拿來作自己的官方語言時，他對於自己國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之所趨，有沒有認真地思考過呢？

牧羊人穿過草原

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到歐洲；這是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先進國家的聚集處，我帶著滿腦子對「現代化」的想像而去。離開機場，車子沿著德法邊境行駛。一路上沒看見預期中的高科技、超現實的都市景觀，卻看見他田野依依，江山如畫。樹林與麥田盡處，就是村落。村落的紅瓦白牆起落有致，襯著教堂尖塔的沈靜。斜陽鐘聲，雞犬相聞。綿延數百里，竟然像中古世紀的圖片。
車子在一條鄉間小路停下。上百隻毛茸茸圓滾滾的羊，像下課的孩子一樣，推著擠著鬧著過路，然後從草原那頭，牧羊人出現了。他一臉鬍子，披著蓑衣，手執長杖，在羊群的簇擁中緩緩走近。夕陽把羊毛染成淡淡粉色，空氣流動著草汁的酸香。
我是震驚的；我以為會到處看見人的「現代」成就的驕傲展現，但是不斷撞見的，卻是貼近泥土的默不作聲的「傳統」。穿過濃綠的草原，這牧羊人緩緩向我走近，就像舊約聖經裡的牧羊人走近一個口渴的旅人。
爾後在歐洲的長期定居，只是不斷見證傳統的生生不息。生老病死的人間禮儀──什麼時辰唱什麼歌、用什麼顏色、送什麼花，對什麼人用什麼遣詞與用句，井井有條。春夏秋冬的生活韻律──暮冬的化妝遊行以驅鬼，初春的彩繪雞蛋以慶生，夏至的廣場歌舞以休憩，耶誕的莊嚴靜思以祈福。千年禮樂，不絕如縷，並不曾因「現代化」而消失或走樣。至於生活環境，不論是羅馬、巴黎還是柏林，為了一堵舊時城牆、一座破敗教堂、一條古樸老街，都可能花大成本，用高科技，不計得失地保存修復，為了保留傳統的氣質氛圍。
傳統的「氣質氛圍」，並不是一種膚淺的懷舊情懷。當人的成就像氫氣球一樣向不可知的無限的高空飛展，傳統就是綁著氫氣球的那根粗繩，緊連著土地。它使你仍舊樸實地面對生老病死，它使你仍舊與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腳仍舊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樹幹，你的眼睛可以為一首古詩流淚，你的心靈可以和兩千年前的作者對話。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傳統是生存的必要。
我發現，自己原來對「現代化」的預期是片面的。先進國家的「現代化」是手段，保護傳統是目的。譬如在環境生態上所做的鉅額投資與研發，其實不過是想重新得回最傳統最單純的「小橋流水人家」罷了。大資本、高科技、研究與發展，最終的目的不是飄向無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語言、文化，自己的歷史、信仰，自己的泥土。
文化的進退失據

於是我看見：越先進的國家，越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傳統；傳統保護得越好，對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後的國家，傳統的流失或支離破碎就越厲害，對自己的定位與前景越是手足無措，進退失據。
台灣的人民過西洋情人節但不知道Valentine是什麼；化妝遊行又不清楚Carnival的意義何在；吃火雞大餐不明白要對誰感恩；耶誕狂歡又沒有任何宗教的反思。凡節慶都必定聯繫著宗教或文化歷史的淵源；將別人的節慶拿來過，有如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接來祭拜，卻不知為何祭拜、祭拜的是何人。節慶的熱鬧可以移植，節慶裡頭所蘊含的意義卻是移植不來的。節慶變成空洞的消費，而自己傳統中隨著季節流轉或感恩或驅鬼或內省或祈福的充滿意義的節慶則又棄之不顧。究竟要如何給生活賦予意義？說得出道理的人少，手足無措的人多。
台灣的領導人要把英語變成官方語言，更是真正的不知所云。語言難道是一支死的木棍，伸手拿來就可以使？
語言不是木棍，語言是活生生的千年老樹，盤根錯節、深深紮根在文化和歷史的土壤中。移植語言，就是移植文化和歷史，移植價值和信念，兩者不可分。殖民者為了更改被殖民者的價值觀，統治的第一步就是讓被殖民者以殖民者的語言為語言。香港和新加坡就這樣成為英語的社會。嫻熟英語，通曉英語世界的價值觀與運作模式，固然使新加坡和香港這樣的地方容易與國際直接對話，但是他們可能也要付出代價，文化的代價。英語強勢，可能削弱了本土語言文化──譬如漢語或馬來語──的發展，而英語文化的厚度又不足以和紐約或倫敦相提並論，結果可能是兩邊落空，兩種文化土壤都可能因為不夠厚實而無法培養出參天大樹。
國際化，是知識

本國沒有英語人口，又不曾被英語強權殖民過，為什麼宣稱要將英語列為官方語言？
把英語列為官方語言在文化上意味著什麼後果？為政者顯然未曾深思。進退失據，莫此為甚。
不是移值別人的節慶，不是移植別人的語言，那麼「國際化」是什麼？
它是一種知己知彼。知己，所以要決定什麼是自己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價值。知彼，所以有能力用別人聽得懂的語言、看得懂的文字、講得通的邏輯詞彙，去呈現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觀點、自己的典章禮樂。它不是把我變得跟別人一樣，而是用別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訴別人我的不一樣。所以「國際化」是要找到那個「別人能理解的方式」，是手段，不是目的。
找到「別人能理解的方式」需要知識。不知道非洲國家的殖民歷史，會以為「台灣人的悲哀」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不清楚國際對中國市場的反應，會永遠以政治的單一角度去思考中國問題。不瞭解國際的商業運作，會繼續把應該是「經濟前鋒」的台商當作「叛徒」看待。不瞭解美伊戰爭後的歐美角力，不瞭解聯合國的妥協政治，不瞭解俄羅斯的轉型，不瞭解開放後的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不瞭解全球化給國家主權和民族文化帶來的巨大挑戰……不瞭解國際，又如何奢談找到什麼對話的語言讓國際瞭解台灣呢？
越是先進的國家，對於國際的知識就越多。知識的掌握，幾乎等於國力的展示，因為知識，就是權力。知道越多，掌握越多。如果電視是一種文化指標，那麼台灣目前二十四小時播報國內新聞，把自己放大到鋪天蓋地的肚臍眼自我沈溺現象，不只是國家落後的象徵，已經是文化的變態。人們容許電視台徹底剝奪自己知的權利，保持自己對國際的淡漠無知，而同時又抱怨國際不瞭解台灣的處境，哀嘆自己是國際孤兒，不是很矛盾嗎？
Starbucks還是紫藤廬

我喜歡在Starbucks買咖啡。不見得因為它的咖啡特別好，而是因為，你還沒進去就熟悉它的一切了。你也許在耶路撒冷，也許在倫敦，在北京，或者香港，突然下起冷雨來，遠遠看見下一個街角閃著熟悉的燈，你就知道在那裡可以點一大杯拿鐵咖啡加一個bagel麵包，雖然這是一個陌生的城市。
「全球化」，就是使你「客舍似家家似寄」。
我更喜歡在紫藤廬喝茶，會朋友。茶香繚繞裡，有人安靜地回憶在這裡聚集過的一代又一代風流人物以及風流人物所創造出來的歷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劃下一個社會改造運動；紫藤花閒閒地開著，它不急，它太清楚這個城市的身世。
台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台北市只有一個紫藤廬。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個紫藤廬。
「國際化」不是讓Starbucks進來取代紫藤廬；「國際化」是把自己敞開，讓Starbucks進來，進來之後，又知道如何使紫藤廬的光澤更溫潤優美，知道如何讓別人認識紫藤廬──「我」──的不一樣。Starbucks越多，紫藤廬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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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从洗盘子到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ZT 从洗盘子到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学生是应该刷盘子还是读书？这种问题还用问，当然是读书了。但对于留学生来说，却是一个时刻困扰的问题。首先刷盘子的诱惑很大，以倭国的标准，刷一个小时的盘子，折成RMB大约60元。那么一天是多少，1个月是多少，1年又是多少。而读书则很辛苦，学费高不说，还有读不出来的可能，即使读出来了，也有找不到工作的可能。所以很多人干脆选择了刷盘子。选择读书的，也必须刷盘子，因为没有钱。
又有新问题，即多长时间刷盘子，多长时间读书。刷盘子的收入是用于读书还是改善生活。用于读书，那要抵御很多诱惑——为什么自己的生活比刷盘子的差？一旦松懈，原来所读的书白费。当然，读出来了，找个工作，收入远非刷盘子可比，且很轻松。

国际社会其实与一个国家内部差不多，也分三六九等。有人是白领，有人是刷盘子的。成为白领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家道殷实，则生下来就是白领，但这种人很少。如果中了彩票，一夜之间就变成白领，这种概率太少了。多数人只能通过自己奋斗成为白领。

倭国是个模范生，从穷小子变为白领。祖上没有给倭国任何财产，即没有土地也没有资源，只能靠自己的本领去交换这些，只有读书这一条路，从明知维新就开始读书，到二战时读了近100年，二战后又读了几十年。它也赶上了好时代，当时通信和交通不发达，有个收音机就不错了，国民很难受到物质诱惑，一门心读书，当时读书的形式是造枪造炮打仗。后来，读书的形式变化了，但内容没有变，即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准。由于高超的技术力，从世界换回了大量的粮食和资源。倭国成为富裕的国家，以前的书没有白读。奇怪的是GDP的增长率并不高，所谓高度成长期1961-1975年，平均不到10％。

中国没有那么幸运。可能是祖上还留下家业，有些土地和资源，虽然不多。总在想是不是卖卖地（也就是卖粮食），卖卖资源，就可以了。这种刷盘子的收入也不少，是不是应该改善生活，比如买烟抽，到十里洋场去耍耍，就这样蹉跎了约一百年。其间虽然也想学些本事，但太辛苦，光交学费，没看到产出，也就放弃了。到了3、40年代，中国只能做汉阳造，倭国已经可以做大和、零式，不打你又打谁，即没有本事又空有守着一份家业。

毛泽东高瞻远瞩让中国人安心读书，而不是刷盘子享受生活。所有刷盘子的收入，卖粮食和卖资源，由国家统一管理，充做学费，使国家工业化，而不是购买彩电、冰箱等消费品改善人民生活和提高GDP。心无杂念，也不攀比邻居的幸福生活。学习成绩也很显著，从几乎零起点起步，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做出了中国第一台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颗卫星……，创造了无数第一。完成了倭国明治维新以来近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这些第一，按照经济学原理，是不懂经济，不讲比较效益，是走弯路。但它们培养了无数人才，培育了工业人口和市场。8、90年代家电大普及，现在汽车也开始进入家庭。正复现倭国成长的历程，但倭国却从明治开始读了百余年的书，中国读书的时间显然太短。

但是，现在中国爱刷盘子贪小便宜的老毛病又犯了。又在算GDP增长多少，多少年后会达到什么水准。就象刷盘子，一天刷多少盘子，挣多少钱，多少年之后就成百万富翁一样可笑。按照现在的GDP增长率，就是再干100年，也还是二流国家。如果继续读书深造，降低GDP增长率，那么只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成为一流国家，人均GDP也会是一流的。

绕了一圈，该说到俄罗斯和印度。它们的市场经济改革无非是鼓励人民自由地刷盘子，自由地消费改善生活。正好中国开了个大饭馆，生意兴隆，工钱还给的高。打工拿钱，欢欢喜喜把彩电冰箱抱回家。交学费读书？那种没有比较效益的傻事谁干。好在俄罗斯和印度还读过一些书，俄罗斯还有博士水准，让大家还有点悬念。巴西没有读过书，一直洗盘子，大家好象从来就不关心它的GDP增长率，其实它的GDP增长率也是很高的，并且持续了上百年。

倭国虽是模范生，但不敌先生，最终战败。殖民地丧失了，剩余武器被收缴，正在研制的先进武器，如喷气战斗机、导弹、洲际轰炸机等，连同样机、图纸和实验设备等也被美国拆除运走。大量的工厂和建筑被摧毁，战后倭国满目沧痍。从明治开始经历了约100年，又回到了原点。

大和虽然沉没，但创造大和的大量熟练技术工人，钢铁、航空、机械、电子、光学、化学等各门类的技术及技术人才都完整的保留下来。倭国本就一无所有，唯一的资源也就是人。终战之后，政府的综合科学技术委员会就开始运作，规划和协调未来的发展。航空改汽车，军舰改轮船，瞄准镜改照相机。转型需要时间，国际市场开拓也需要时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在家，会消磨掉技术力，尤其是组织纪律性。一声令下，组织去种树，演义倭国版的上山下乡。今天，倭国各地都能看到那高耸入云的水杉，就是当年的杰作。这种水杉现在向中国出口，竟然也是每年春季“花粉症”的原凶。战后食品困难，政府集中有限的粮食给学校发放免费午餐，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被称作“团块世代”，是倭国高度成长期的主力，也是现在倭国经济的脊梁。

工程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忘我劳动，完成艰难的转型，毕竟是转行。以厂为家，不计报酬，其实也没有报酬，政府没钱，只能保障基本的食品配给，工厂也没钱，倭国生死未卜，怎能计较个人得失。就这样渡过了战后最艰难的岁月。进入50年代，倭国逐步打开国际市场，原料大量输入，各工厂重新运转起来，原来的产业大军又成建制地回到岗位。进入60年代，团块世代推动倭国进入黄金时代。

倭国经历十年不况，还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NHK经常放送当年再出发的节目。前不久放送了丰田再出发的节目，请了当年的几个技术人员现场作客，讲述当年如何从造飞机转行造汽车，研制倭国第一种小汽车――皇冠，功成名就后竟不计报酬引退。回忆当年的创业，白发苍苍的老人热泪盈眶。

1949年的中国也是一片废墟。所不同的是，国民绝大多数是文盲，现代技术几乎为零，只能仿制汉阳造。所谓的知识分子是满口之乎者也，与现代工业技术几乎毫无关系。祖上留下的土地和资源，人均也不见得比倭国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毛泽东远见卓识，中国崛起唯一的依靠其实与倭国一样，是人！而不是土地和资源。1949年时点，从人的角度来看，倭国已经领先中国近100年。倭国已基本消灭了文盲，有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门类齐全的专业技术人才。而中国，绝大多数是文盲，极少数的科技人才，包括后来回国的钱学森，也是只读过书，没下过水的，知识分子几乎与工业生产不沾边。如何造就工业化人口是发展经济的最优先的课题，而不是优化配置土地和资源，这一点上毛泽东至少领先现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家50年。他们还在鼠目寸光地研究该如何优化配置资源。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简单的说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中国首先是个学校，目的是改造人。生产，也就是打工刷盘子挣钱，是从属的，只是为了支持学业。所以，在经济方面对毛泽东时代的争论完全是不得要领，无论评价高还是低。

首先要进行扫盲初级教育。那个时代政治运动不断，读毛选，贴大字报，好象很荒唐。但奇怪的是，中国人读《子曰》两千多年，绝大多数是文盲。读《毛曰》只20余年就扫盲了，真是奇迹。

中国的工业化是漫漫长路。要尽快把工业文明之风吹到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工业化训练。被许多人指责积极性不高，阻碍了农村发展。其实，人就算是机器，没日没夜地干活，中国也打不了多少粮食。还不如多些闲暇时光，学知识学文化，掌握现代科学技术。集体劳动，分工协作，进行初等工业化训练。兴修水利，机械化，电气化。靠科学技术推动农业前行。中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平均身高体重得到了迅速增长。而农民也得到了再造，扫除了文盲，接触到了现代的农业技术，学到了科学知识。倭国电视台经常有反映第三世界农村生活的节目。其它国家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高（可能土地是私有的原因），轻壮年在田间拼命干活，但非常贫困，没有文化，家徒四壁。而中国农民，积极性差很多，老弱病残干活，因为有各种农机具，轻壮年外出打工，家里多少还有几样电器。但中国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准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相比倭国农民，中国农民还算勤快的，但倭国农民非常富裕。

工业的扩张，完全是与经济学原理背道而驰的。在工业急剧扩张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但却使更多的人卷入到工业生产之中，已经熟练的技术工人，没有必要积极且重复机械高效率地生产产品，而是带更多的学徒。节省下的时间，学知识学文化，进夜校，搞小发明，小革新。或者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自学无线电技术，可别小看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可是高新技术，一点不亚于现在的计算机。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获得的知识，比现在拼电脑多多了。看6、70年代的《无线电》杂志，就能清晰体会到这人才的再造。经过这种违背经济规律中等教育，中国完成了中级人才的准备，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大量中层技术和管理人才。

毛泽东时代的高等教育是个奇迹。中国几乎所有的第一都诞生在那个年代。即使现在的神5，火箭也是那个时代的作品。中国的这些第一，与世界的先进水准相比是幼稚的，不符合比较效益的经济学原理，但它们完成了中国高等人才的准备，使中国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进入科技先进国家。在最新技术领域，中国的第一与世界第一诞生的年代相差不远，虽然质量和性能上还有很大差距，但对于学生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毛泽东远见卓识，使中国从目不识丁的文盲，经过小学、中学……，20多年后博士毕业了。倭国是模范生，也经历了近百年，明治年间的倭国人没有看到倭国毕业。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却看到了。毛泽东创造了奇迹，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再造。刚毕业的博士是清贫的，当然不能与刷了20多年盘子的打工仔相比，但前途是无量的。

6、70年代出生的人，是中国的“团块世代”，在孩提时代就感受到了工业文明之风，读书认字时陪伴的是《十万个为什么》，近乎免费地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还受到了很好的职业培训。这代人中的技术管理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绝对数目在世界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推动中国的经济列车急行。

毛泽东创造了奇迹，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再造，走完了倭国明治以来近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科技先进的工业国。中国需要从一所大学校向经济体转变。也就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

改革调动了积极性，开放如潮水般地引进了先进的西方技术，加上工作重心转移，中国的经济列车骤然前行。大量的消费品被生产出来，几乎一夜之间完成了“三大神器”的普及，领先名目人均GDP比中国高几倍的国家近20年，人民生活突然间得到了极大改善。改革开放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成为上上下下的共识。

但现在，中国经济列车减速倾向非常明显。怎么办，就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打改革的攻坚战，彻底摆脱旧体制的束缚，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共识。各种彻底改革开放政策纷纷登场。但实际情况是，GDP仍然高速增长，但大多数人的实际所得却下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满在积蓄。

问题出在何处？其实，人的积极性已发挥到极点，在机台上连续工作10余小时，司空见惯。西方先进技术的流入停滞了，只看见外资进入，却没有得到技术，白白打工。只看到GDP增长，却没有见收入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和改革之初完全不同？

倭国的家电业受到中国企业严峻挑战。但中国企业的技术主要却来自倭国，为什么倭国当年会扶植竞争对手呢。带着这些疑惑询问业内人士，得到的答复是当年中国已经研制出来了，并批量生产，如果不乘早卖技术，晚了就卖不出去了。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毛泽东时代已经起步的先进技术，大型喷气客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电路、CPU……，虽然很幼稚，没有比较效益，却如潮水般引来西方先进技术。既然西方技术那么容易引进，就没有必要自己做没有比较效益的事，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自己的技术纷纷下马，研制队伍纷纷解散，这是80年代的主旋律。中国的高等教育随着和平典范一起烟消云散，幸亏火箭和核弹不能引进，要不然全军覆没。

要感谢李灯辉和美国的炸弹，惊醒了梦中人，才发觉自己蹉跎了近20年的岁月，两手空空。李灯辉功不可没，至少应该获得一吨重的勋章。20年是科技人才创造的黄金时代，就这么随风而逝。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是科技界的共识。这次和文革不同，文革是瞎干蛮干，外行领导内行，耽误了不少时间。但对于工程来说，却不见得是坏事，失败了总结经验教训，对人也是提高，干着干着，外行也就变成了内行。但这次几乎被连根拔起，幸亏苏联解体，大量俄罗斯技术和人才流入，中国又开始了50年前的蹒跚学步。对照1999年与1984年阅兵，让无数英雄黯然泪下。

中国的初中级教育也瓦解了。为了提高效率，大量的产业工人下岗失业，他们的技术和组织纪律性消逝在地摊中。在岗的工人拼命工作，却没有时间和能力再学习再教育。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也没有多打多少粮食，其实现在也没有积极性，因为没有比较效益，粮食连年减产，国际市场粮价扶摇直上。农民要么赴闲在家，要么在自动机台上象机器一样干活，却不能获得新知识新文化。幸好学校教育改革的晚，每年还有大量的半人才注入，要不然，经济列车就彻底停滞了。

中国经济列车的实态是，上不能突破，下面临断裂，大量人口不能实现向工业化人口转化。经济列车的发动机――人才，枯竭了。主流经济学家还痴迷于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却没有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巴西一直就是改革开放的，采用的是主流经济学家理想的体制，但却毫无希望。

问题的本质在于，改革开放是很好的战术手段，但提升到战略高度，却是大错特错。如果只计算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技术力，中国的经济列车实际已停滞了近20年。高端再出发，会不会夭折？因为主流经济学家还在念比较效益的圣经。高端产生拉动力还需要时间，在此之前列车会不会崩溃脱节？因为主流经济学家还在唱提高效率的高歌。中国经济列车的前途未卜，是飞跃、崩溃还是平安。

巴西早已建立了主流经济学家梦寐以求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所以它的发展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就是刷盘子的命。俄罗斯刚建立理想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定着，它的发展是大致可以预期，未来10余年也还是刷盘子的命，只有少许讨论的必要。刷盘子经济非常好预测，一个小时可以刷多少是固定的，别说预期10年，就是预期100年，小学没有毕业的经济学家都可以胜任。可能是主流经济学家算术太差，把刷盘子经济体制定义为梦寐以求的理想经济体制。

中国的经济列车在僵化的体制驱动下急行，未来的行方如何，是倭国学者爆炒的话题。对僵化体制的研究远没有对理想体制那么轻松，需要大量的数据图表进行比对，得到清晰的认识。这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算术知识，因为愚从没有见过他们如此论述过，可能也是他们急着要体制改革的原因之一。由于所处立场，观察角度的不同，结论大相径庭。主要分三类:

1.中国经济平安顺调运行，那么2020年中国的GDP大致与倭国相当。平淡如白开水，毫无味道。

2.中国的地域差距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超过一定水准，中国人有《水浒传》的造反情结，是世界上最难管的人民。那么如果遇到金融危机，整个中国会崩溃和分裂，比苏联崩溃更加惨烈。如果被不幸言中，现在真的是处于崩溃的边缘。

3.中国的产业发生飞跃，由蛹化蝶，那么2015年，中国的GDP压倒美国。GDP及增长率，只有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才有可比性，倭国学者非常注意这一点，无论是名目GDP还是购买力平价。否则无法解释人均GDP是中国几倍的国家，现在才普及“三大神器”，且还是中国产的。其实倭国也经历了这个蛹化蝶的过程，1945年一片废墟，1964年新干线开通和东京奥运开催，标志着倭国跨入先进国家的行列。靠刷盘子实现GDP增长，根本就不能实现国家从后进变先进。其实倭国在1945年已经是先进国家，只是还没有实物，但有技术和人才储备，约20年一发冲天。

其实中国70年代末也是先进国家，虽然实物很少，各种技术及人才齐备，与先进国家差距不远，所差的是批量生产的经验与机会，与1945年的倭国非常象。还有比倭国大很多的国内市场。当时的市场结构非常好，大家的收入相差不多，虽然名目收入虽不高，但实质收入高，是购买国货的好市场，也与倭国很象。再加上政府采购和主导，可以很快补足批量生产的经验与机会，再施加改革开放的战术，就能使中国的产业迅速实现由蛹化蝶的飞跃。其实整就一个倭国成长战略的复制，那么到上世纪末，中国就会在GDP上压倒美国。当然刚开始生活改善不快，倭国也是进入60年代后生活才改善的，但会越来越快，一发冲天。毛泽东远见卓识，在70年代初时就已经看到了中国即将毕业，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80年代的改革开放出现了战略偏差。源于自己定位错误，中国虽然清贫，但却已经博士毕业，是先进国家，怎能是刷盘子打工仔可以相提并论，即使当时的打工仔比中国有钱。一算人均GDP比人家少了一大块，着急了，赶快学着打工仔刷盘子打工，也就是改革开放，提出“到本世纪末翻两翻”的奋斗目标，缺乏远大理想。博士刷盘子怎能是普通的打工仔可比，刷盘子的效率高多了，刷一小时的盘子，可比打工仔刷几天。一下子收入激增，原来是刷盘子而不是读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啊，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与众不同。于是把改革开放刷盘子做为经济战略。刚开始博士每天只刷一个小时盘子，生活改善奇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每天刷盘子的时间越来越多，收入当然也扶摇直上。学业逐步荒废，单位时间刷盘子的效率下降。约20年后，博士每天已经要刷8小时盘子，由于学业荒废，刷盘子的效率与普通打工仔相差不多，收入增长缓慢。博士着急了，是不是自己刷盘子的积极性不够，于是各种改革措施纷至沓来，每天12，16，或干脆24小时刷盘子方案都出来了。直到现在，这位博士还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收入增长的动力。

伟人过早仙逝，使中国强国梦的实现至少推迟了20年，甚至永远失去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为什么中国和倭国在奋飞的起点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倭国以技术立国，技术力是比GDP更加重要的指标。GDP可能被地震一瞬摧垮，如果技术力还在，则GDP还在。如果技术力被摧毁，多大的GDP也会随风而逝。什么是技术力，有很多指标衡量，如国民识字率、技术工人数量，各门类专业人才，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准等，有大量的数据图表。倭国学者做学问时比较喜欢比较技术力，这才是经济的根，真正的经济。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也就只会对GDP进行四则运算。

如果只衡量技术力，那么1945年的倭国，1978年的中国，1991年的俄罗斯是先进国家。只是缺少GDP，倭国干脆没有。但倭国却20年间一跃重新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倭国根本没有改革，只贴了民主标签。很奇怪，倭国不是民主自由且市场经济的国家吗？其实不是。首先政府有个综合科学技术委员会，首相也就是委员长。还有个民间组织――产经联，确切的说是政府的政府。产经联会长出镜率不比首相少，且定期给各政党打分并公布，按分发钱。所以，两大党自民党和民主党的纲领几乎一样，分歧仅两点，一是伊拉克，产经联不管。另一个是道路公团的民营化，其实也没有实质分别，民营则是产经联直接经营，国营则是产经联经营政府。产经联里的大财团的产权是模糊不清的，私营的？又不知老板是谁，国营的？连政府都是产经联的。产经联无法无天，要降自己的税率，增加消费税。产经联也不自负盈亏，银行要倒，政府赶快拿钱。产经联要小泉和石原花好几倍的价格购买燃料电池汽车，还乐得屁颠。有不满，连大众媒体都是产经联的，有意见去厕所。产经联还雇佣了一大帮御用文人，研究写作。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的知识分子早被杀绝了。

倭国经济的实质是计划经济，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专制独裁的体制。可偏偏是这种保守落后体制，使倭国迈进先进国家。愚读了很多产经联的御用文人写的书，被洗了脑，现在崇拜起计划经济了。

产经联里的大企业是倭国的基干企业，是倭国技术的精华，是倭国经济的基础和骨骼。如果产经联在，没有GDP倭国也存在，如果产经联不在，再多的GDP也轰然倒地。为什么产经联产权不明，计划经济，因为它不面对普通消费者，只对整个民族，规划整个民族经济的大厦和发展方向，给其他企业提供基础原料和先进技术，决定这个民族是一流工业国家，或只是刷盘子的脚色。

产经联有几个铁律：如果骨骼没有发育好，即没有准备好相应的技术，改善生活是对民族的犯罪，再大的市场需求也得等待。如果谁敢破坏骨骼，也是对民族的犯罪。骨骼出问题，政府必须出钱修补。这几个铁律在市场经济下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产经联在1945是如何使倭国奋飞的呢。当时特别困难，粮食不足，政府得给学校派免费午餐。大量工人失业，不能使他们荒废，组织上山下乡去种树。组织技术人员准备民用技术，当然开始还不完善，即骨骼没有发育好。市场需求大增，技术遭遇瓶颈，不能满足需求，则坚决压制需求。组织人员攻关，同时向国外敲诈：“你如果不卖，以后就没得卖了”，坚决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就这么骨骼逐步完善，产能逐步增长，在此之前人民只能耐心等待。就这么艰难前行，人民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骨骼逐渐强壮，一飞冲天，完成蛹化蝶。

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他细心体会了产经联的策略，或者穿过50年的时空，细读了产经联的群书。中国要做超一流的工业化国家，打基础和骨骼非常重要，所以倾全力发展基干工业，发展各种尖端技术。在骨骼完善之前人民必须忍耐，抓紧后备人才培育。压制知识分子，打掉一切不合理的杂音，现在消费就是对民族的犯罪。整个操作手法与产经联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产经联用资本，他用权威。他洞察了我们民族的弱点，贪小利，忘大志。

整个20多年中，中国艰难前行，那么得科学，顺利，愚也是最近博览群书才体会到主席良苦用心――中国要由蛹化蝶。就在中国奋飞的前夕离开了我们。中国由蛹化蝶竟要至少推迟20年，甚至永远失去了机会。

问题出在改革开放上。当时已经能够提供消费品，但有技术瓶颈，产能受限制。应该逐步通关，并向外敲诈关键技术，人民继续忍耐，消费带着骨骼逐步完善。应该艰难并痛苦地复制倭国蛹化蝶的过程。结果急功近利，引进大量外国产品，把骨骼给摧垮了。虽然生活暂时得到了很大改善，但脊柱却垮了，造成我们今天白打工，因为没有关键技术。经济发展遇到的危机，竟然想把基础全盘卖掉，中华崛起就要夭折了吗？贪小利，忘大志！！！

1945年倭国再出发，一无所有，但有知识和技术，20年一飞冲天。1949年中国再出发，大脑空空，伟大导师给中华民族注入了知识和技术，在即将蛹化蝶时离开了我们，但我们辜负了他对我们的期望，贪小利，忘大志，前途多磨难，不知道会不会夭折。1991年俄罗斯再出发，抱着金山压断了脊梁，无数顶尖技术人才流落异国他乡。

贫穷是可贵的美德，土地资源钱财是身外之物，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财富，民族安身立命之本。无论中国今后的行方，不计较个人恩怨，让我们缅怀带给中华民族无穷宝贵财富的伟大导师――毛泽东

ZT 上海磁悬浮：将做秀进行到底

上海磁悬浮：将做秀进行到底
作者：聂辉华 2004-11-30 1:34:23


新华社《环球》系列之九

近代以来，国人一直期望中国能在某些领域实现“世界第一”，摆脱落后的面貌。最近几年，“磁悬浮”这个关键词，再一次将“中国”和“世界第一”连在一起。耗资89亿人民币的上海磁悬浮列车，于2003年元旦正式投入商业运行。作为“商业运营中最快的列车”和“世界上第一列商用磁悬浮列车”，上海磁悬浮列车还被收录到吉尼斯世界大全。不少国人为此意气风发、扬眉吐气。然而仔细想来，这一浩大工程只不过是一次奢侈的做秀而已。

首先，从经济原则的角度看，上海磁悬浮是一个注定要亏损的项目。上海磁悬浮列车运行大约30公里的路程，设计时速可达430公里/小时，单向运行时间大约8分钟，年最大客运量为1.5亿人次。从技术性能上看，上海磁悬浮列车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但既然是“商用”磁悬浮，我们当然更要考虑它的投入产出效果。让我们给上海磁悬浮算一笔经济帐。该工程总耗资89亿元，其中银行贷款50亿元，每年的利息大约是3亿元。以现在的票价50元计，即便单程日均客流量8000人次，每天收入也就40万元，每年收入约1.5亿元。假设每年的广告收入等于每年的设备折旧费、人头费、管理费等运营费用，那么上海磁悬浮的年收入连利息也不够还，这还忽略了自有资本的机会成本。如果上述数据正确，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上海磁悬浮项目是一个商业上完全失败的项目！不知道为什么一向精明的上海人这次偏偏干起了亏损的买卖？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据说参与建设该项目的上海宝钢等8家集团公司，还得到了政府保证的6％的年收益率。看来，财大气粗的上海出手就是不一样。

其实，务实的外国人早就看透了磁悬浮这个“商业陷阱”。要知道，磁悬浮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是一种成熟技术了，但是为什么全世界包括提供核心技术的德国却至今没有建磁悬浮？难道资本家们忘却了他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是的。资本家们深谙市场经济的要诀，市场只欢迎最适用的技术，而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技术。想当年，铱星通信技术曾被美国《大众科学》杂志评为1998年最佳产品之一，但是铱星公司却最终破产，而技术上稍逊一筹但市场上略胜一筹的海事卫星公司却顽强地得以生存。殷鉴不远，却视而不见，因为花的是公家的钱。

其次，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庞大的公共工程应该充分体现民意。上海磁悬浮项目的本意，首先是改善上海的交通条件。但是，通往浦东机场的磁悬浮项目却没有给居民带来足够的交通便利。旅客们反映，如果坐地铁到龙阳站下，再打车前往机场，总共需要30元，而乘坐磁悬浮列车需要50元，并且下车后还要拖着行李走10分钟的路。此外，还存在路标指示不明、始发站离市中心较远以及轨道下沉等种种问题。根据上海市质量协会用户评价中心发布的报告，磁悬浮列车的一半乘客是中外观光游客和商务考察团队。上海磁悬浮列车从原本的交通工具蜕变成一个单纯的旅游景点。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磁悬浮列车平时的上座率只有六分之一了。说得难听些，上海磁悬浮不过是“中看不中用”的又一“门面工程”而已。花了纳税人天文数字般的银子，不知道上海市该如何给纳税人一个交待？又或者，如果纳税人知道建成后的磁悬浮是这个样子，他们还会同意搞这个华而不实的项目吗？如果用这笔大钱来建设性价比更合理的公交、地铁或者轻轨，是不是更体现了民意？

最后，从国民心态的角度看，国人离健全的大国心态还很遥远。从汉唐盛世到近代的积贫积弱，这一落差使得我们似乎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愿望，要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大国实力。北京、上海和深圳俨然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世界”，但是美轮美奂的高楼大厦和富丽堂皇的公共工程真的能代表当下的中国吗？一方面，中国还有3000万贫困人口，1400万下岗工人，300万失学儿童；另一方面，各地却在大干快上各种连发达国家也望而却步的大型工程。据悉，除了上海，北京、杭州、宁波和大连等地也不甘落后，拟建或已经立项要建更长、更贵的磁悬浮项目。媒体披露，拟在北京和上海之间建一条长达1300公里、耗资4000亿元的京沪线。一想到这个野心勃勃的宏伟计划，我就不得不佩服中国人敢于“打肿脸充胖子”的勇气。磁悬浮列车不是涉及国家发展战略的项目，我们也没有掌握其核心技术，它充其量就是一种奢侈的旅游或者交通工具而已，我们有必要如此“慷国家之大慨”吗？不客气地说，我们的很多国民和领导，喝了几口洋酒，飘飘然就以为自己是神仙了。如果真的要在外人面前争一口气，我看用建磁悬浮的巨额资金来消除中国的贫困、失学和失业，完全会有更好的效果。

发表于新华社《环球》杂志2004年第23期，发表时题目有改动。转载请注明出处。


zt 转自 高速铁路时空网站
作者介绍：

京沪高速铁路能向磁悬浮列车招手吗？

吴玉树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编者按今年3月20日，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在全国铁路科技创新大会
上说，京沪高速铁路将在“十五”期间修建。

　　京沪高速铁路采用轮轨还是磁悬浮？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展开
了激烈的学术辩论，其声势不亚于当年的“三峡截流”之争。真理是
不怕争论的。为了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各方观点，我们将分期刊登轮轨
与磁悬浮的各派代表主张。

　　笔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铁路工作的科研人员，自然会关注高速轮轨与磁悬浮系统在我国的发展前景。这里我们不难想起今年2月5日，德国交通部长克利姆特在与德国铁路公司、蒂森公司、阿特兰斯公司和西门子公司的高层代表磋商后正式宣布：放弃修建筹备已久的柏林至汉堡磁悬浮列车线项目。德国磁悬浮项目的失败理应引起人们的深刻思考，争论双方都必须明确回答：德国的磁悬浮为何下马？高速轮轨和磁悬浮系统孰优孰劣？21世纪的中国高速铁路如何发展？本文就这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无经济效益是导致德国磁悬浮计划下马的直接原因

　　德国是当今世界上不惜投巨资长期研究磁悬浮技术的少数国家之一，1934年，就获得了世界上第一项磁悬浮技术专利。1971年研制了第一辆磁悬浮原理车，1975年研制出线路长定子同步直线电机驱动装备，1987年建成31．5公里长的埃姆斯兰试验线，并研制了面向应用的TR07磁悬浮车，该型列车最高试验速度达每小时450公里，德国政府在组织专家进行了近两年的评估后，于1992年7月决定将柏林———汉堡线作为磁悬浮列车第一条应用线纳入交通计划；又经过长达5年的争论，该政府于1997年拟定修建。该线全长292公里，预测运量1450万人，计划投资98亿马克，预计1998年开工，2005年投入商业运行。至今，德国政府和工业界总共已耗资30多亿马克。是什么原因使德国政府下决心将这项已筹划8年并已面向应用的计划判了“无期徒刑”呢？笔者以为，无经济效益是导致该项计划下马的直接原因。

　　首先是造价太高。原计划由政府承担的61亿马克基础设施建设费，在1999年重新核算时又增加约30亿马克，在一片反对声中，政府难以增拨资金继续支持这个项目。

　　国内主张发展磁悬浮的专家说德国磁浮线造价为轮轨高速线的1．2～1．3倍，其根据来自于德国慕尼黑和波恩两家咨询公司1997年对该项目的经济评估结果，评估报告预测磁悬浮线（时速450公里）投资98亿马克，造价3356万马克／公里，轮轨高速线（时速300公里）投资71亿马克，造价2540万马克／公里，前者约为后者的1．3倍。而到1999年重新估算时，投资又增加了30％，此时再说其造价与轮轨高速相近就不合适了。实际上，磁悬浮线路所要求的高精度和轨道复杂结构以及尚未深入研究的转线设备和站场布置等，决定了其造价必将大大超过轮轨高速线。

　　其次是经营风险太大。作为未来经营者的德国铁路公司，其总裁梅栋有理由拒绝接受这一项经济上注定得不偿失的计划项目，他认为，即使建双线，年运量也达不到800万人次，每年将亏损7000万马克至1亿马克。因投资缺口太大，曾有将原计划双线改为单线的提议，如建设单线则经营风险就更大了。在预计连年亏损的情况下，偿还近130亿马克巨额投资更是无从谈起。

　　运量不足是磁悬浮运输方式带来的必然后果。柏林至汉堡之间只有210万居民，采用点到点的磁悬浮运输方式，专家估计客流最多不超过500万人；而轮轨式高速铁路沿线停站多，又可与普通铁路兼容，可方便地吸引客流来增大运量，因此，磁悬浮线的运量将大大低于轮轨式高速铁路，精明的经营者会从经济上作出明智的选择。

　　造价高和运量不足必将导致票价提高，磁悬浮列车运营时的实际票价将是航空票价的1．8～2．4倍，与高速列车相比则要高出3～4倍，这样将大大影响旅客的承受能力。人们可以看到，磁悬浮技术一方面使列车以时速450公里在不与轨道接触的线路上“飞翔”成为现实；而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修不起，经营者赔不起和老百姓坐不起而使其经济活力降为零。

　　磁悬浮技术应用前景暗淡是不争的事实

　　高速轮轨和磁悬浮技术的研究开发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起步的。30多年来，高速轮轨技术发展迅速，自1964年日本东海道新干线首列时速210公里的高速列车投入商业运行以来，世界上已有日、法、德、意、西班牙、比利时等6个国家建成了4600多公里高速铁路线并投入运营。已在建设高速铁路新线的国家有11个，涉及到15条线路，长度近3000公里，其中一些国家如韩、荷、澳、英及我国台湾为兴建第一条新线，日、法、德、意等国则已从原有高速线向其他干线延伸，逐步形成高速路网。全世界正在立项准备的新线有30条，总长近8000公里。而磁悬浮技术的暗淡前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德国在放弃柏林——汉堡线磁悬浮计划后，只剩下在柏林、慕尼黑等大城市选择修建从市中心通往机场的短磁悬浮线的可能性，且不说反对者大有人在，即使建设也已失去了其运行时速达450公里的实际意义。日本研究超导磁悬浮从1962年开始，为建山梨试验线，已耗资2400亿日元，虽然试验最高时速已达552公里，专家评估仍认为只是基本走行性能达到实用化，而车辆空气动力学特性和长期耐久性等问题，尚需进行5年左右的试验后再作评估，对山梨磁悬浮试验线未开工部分，也因财力不足而无意动工。美国自60年代起研究磁悬浮，于1975年停止，1989年又重新对16条可能采用高速磁悬浮的线路进行技术经济评估，结果有15条被评为亏损，另一条预估可盈利的纽约至波士顿线，最终也建成了轮轨高速线；此外，前苏联、法国、加拿大都曾研究开发过磁悬浮技术，都相继停止；值得一提的还有韩国和澳大利亚，在修建高速线之前都曾认真论证过是否可能采用磁悬浮系统，结果均被否决。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上唯一投入商业运营的低速磁悬浮列车，在英国伯明翰620米距离上运行了8年之后，于1996年被取消，这种低速磁悬浮车由于故障率高、维修困难等原因而难以维持下去。故有西方专家断言：磁悬浮技术虽然在技术上也许是令人感兴趣的，但由于其在交通政策及经济性方面不能使人接受，所以它从实验样车阶段可能直接送入交通博物馆。

　　高速磁悬浮列车能驶向中国京沪高速铁路吗

　　采用轮轨方案的京沪高速铁路预可研工作已经进行了近10年，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铁道部已正式向国家提出立项申请，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受国家计委委托对这一项目进行评估后，已得出肯定的结论。

　　主张发展磁悬浮的专家却提出，中国不宜发展高速轮轨列车，而应大力发展时速达500～60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建设高速铁路，航空客运和高速公路也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交通结构调整代价远比发达国家小，因而高速磁悬浮在证实其运营成熟性后，必将实现技术跨越，成为中国有轨交通首选的方案，而当前，建设一条高速磁悬浮试验运营线成为当务之急。

　　笔者认为，德国磁悬浮项目的下马，应该引起我国关心交通运输建设的各界人士的充分重视。“轮轨”与“磁浮”之争，不仅是专家们之间的学术之争，而且是关系到21世纪中国高速交通运输战略的重大问题，是对国计民生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应该尽快辩论清楚。磁浮作为介于航空和铁路之间的新型运输方式，速度赶不上飞机，运量远低于火车，成本却要昂贵得多，应用范围只限于大城市“点”与“点”之间，而且磁悬浮系统虽研制多年，在技术成熟程度上还远不能与轮轨高速系统相比，今后还有许多需要继续研究试验的问题，离实用阶段还有很长的距离，经济性差、运营性差和技术不成熟等致命的弱点注定了它在与航空、铁路竞争中只能处于劣势。已经进行近10年论证研究、正在等待立项审批的京沪高速铁路建设项目，不能无限期地受到“轮轨”与“磁浮”之争的干扰，应尽快立项开工。面对世界高速铁路发展的主流，面对我国高速磁悬浮研究一片空白的情况，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贸然让磁悬浮列车驶向中国京沪高速铁路。(人民铁道报2000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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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联名提案:京沪高速铁路应尽快立项

何邦模

　　自1990年我国就启动了高速铁路科研项目，当年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开展了题为《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模式和规划的研究》的研究课题。1991年～1992年，铁道部就组织全路各有关单位针对京沪高速铁路开展了可行性研究。对于京沪高速铁路，国内外都十分关注，自1991年以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和中国铁道学会为此曾组织了5次大型学术研讨会。1994年6月，中国科学院由何祚庥、程庆国、严陆光等7院士发起召开了香山会议，讨论了我国高速铁路发展战略问题。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铁道部（简称四委一部），于1993年～1994年组织有关专家计140余人，开展了“京沪高速铁路重大技术经济问题前期研究”，提出了50余万字的研究报告。世界银行利用对华第六和第七批贷款项目，先后两次组织世界各国高速铁路知名专家和我国专家一起对京沪高速铁路的可行性、主要技术方案及其成本效益开展了共同研究。上述学术研讨会和研究工作共同的结论是：修建京沪高速铁路是必要的、紧迫的，是沿线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既有京沪铁路扩能的最佳方案；修建京沪高速铁路在经济上是有利的，是国力所能承受的。

　　京沪高速铁路的前期研究工作已进行了近10年。“八五”、“九五”期间，国家和铁道部围绕京沪高速铁路的修建，开设了近300项攻关课题，参加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数以千计，已取得200多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建立京沪高速铁路技术体系框架和开展设计工作奠定了基础，为国家组织项目评估、批准立项与开工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此同时，铁道部第三、第四勘测设计院开展了勘测设计工作，并已完成初步设计。1996年和1997年，铁道部先后向国务院和国家计委上报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预可行性研究情况报告”和“新建北京至上海高速铁路项目建议书”。自1998年9月起，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受国家计委委托，对京沪高速铁路项目进行了评估。评估认为，建设京沪高速铁路是必要的。其建设方案是可行的，调整后的项目总投资基本合理，经济效益是好的；因此，在今年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30多位代表联名提案，呼吁京沪铁路尽快立项上马。当务之急是立项，从立项到开工准备时间起码需要两年。

　　1998年6月后，出现了“轮轨”高速铁路与“磁浮”高速铁路之争。为此，中国工程院，中国国际咨询公司都组织了论证，有关部门组团分别去德国和日本进行了考察，其共同的结论是：高速磁悬浮系统，目前尚不具备工程可行性，也不适应京沪线的客流特点，京沪高速铁路宜采用轮轨技术系统。

　　经过10年对京沪高速铁路技术的研究和铁路运输技术不断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已具备了充分的技术储备和足够的技术潜力，只要进一步引进、消化吸收少量国外高速铁路的设备、技术和部分关键零部件，就一定能够成功地建成具有中国特点和大量自主知识产权装备的京沪高速铁路。（人民铁道报2000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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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浮技术正处试验期 京沪高速不当“实验田”

马大炜

　　安全是高速铁路的前提条件，日本轮轨方式的高速铁路以安全著称，其超导磁悬浮列车至今未能实用化的关键也是安全问题，包括高速制动、耐久性、噪音和环境污染的影响，至今仍在试验之中，根据正式报道至少要5年以后才能进行是否实用化的评估。德国的常导磁悬浮研究比日本还落后，不仅未达到时速500公里的试验速度，也没有进行会车的复线试验条件，现有的试验线远非营业线可比，而被某德国专家评论为奢侈的游戏，也被德国《铁路》杂志认为“从实验样车阶段便可直接送入博物馆”。令人吃惊的是，在日本因为超导磁悬浮技术还不完全成熟而不敢投入实际运用的情况下，德国竟然将其更不成熟的常导磁悬浮技术推销到中国来，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1998年德国
ICE列车发生的脱轨事故：正是他们盲目采用弹性车轮“新”技术，导致了直接后果。

　　如上所述，高速磁悬浮技术的经济性并无“优”可言，在实用性方面特别是安全可靠问题还没有定论。因此，对我国京沪高速铁路这样一个重大项目，它显然是不合适的。目前，磁悬浮列车在国内外的应用，低速者如英国的伯明翰磁悬浮线，由于故障率高不便保证安全运行已于1996年关闭；高速者只有德国和日本的试验线而尚未有实际应用。即使是德国和日本数十公里的试验线，也都花费了几十亿美元的巨资而仅能供展示之用。磁悬浮列车将驶向何处？作为一种新型的工程技术，如没有经济上的可行性，在实践中一样会碰壁。例如前不久破产的铱星系统主要是实用化的问题。将低速磁悬浮技术放在博物馆内或者修一段游览线也许是可行的，但对于在我国现有基础上至少要花费上百亿元巨资去搞一条高速磁悬浮线是否值得，确有进行充分论证和研究准备工作的必要。（人民铁道报2000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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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不适应 中国就能行？

黄建苒

　　应该说，市场需求和国力（技术的，经济的）才是决定应该发展什么交通方式的决定因素。京沪沿线是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人口密集，大中城市鳞次栉比，沿途客流是主要的。就连北京——上海间的直达客流也仅占京沪线客流量的5％～6％，磁悬浮高速如何发挥优势？再说中国西部，大城市分布相对稀疏，可经济又不发达，既无力修“磁悬浮”，更无客流输送，当然也就无效益可谈。至于北京至昆明、乌鲁木齐等长距离点到点运输，当然航空是首选，何须去乘坐票价比航空还要贵的“磁悬浮”呢？

　　试想，如果“磁悬浮”真如有些人所说的是技术先进又成熟、能耗低、环保好、经济效益高、21世纪陆上高速交通的主导，那么，有哪一位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会放弃该技术，而不去抓住它造福于人类，既创造科技领先，又创造经济效益呢？难道德、日两国领导人的谋略都稍逊吗？

　　根本原因在于磁悬浮技术的工程实用性还不成熟，经济有利性更是渺茫。德、日两国的领导人还要考虑本国的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而中国的运输市场需求根本就不是几个大城市间的客流，中国的国力也远远不及德、日两国，怎么就敢贸然说“磁悬浮”最适合在中国发展呢？

　　还是日本人在对待“磁悬浮”技术上既谨慎又求实，他们是打算将之作为轮轨高速铁路在特殊情况下的补充手段，而不是取代轮轨高速，更不是将之作为21世纪陆上交通的主导。（人民铁道报2000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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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磁悬浮

臧其吉

　　■300公里／小时的轮轨高速铁路，技术上既先进又可靠，经济上有市场有效益。

　　■轮轨接触并不是高速的障碍，磁悬浮也不能解决高速度的问题。


　　■磁悬浮列车的低能耗、低噪声和高速度等所谓优势，都是把假设当论据，值得商榷。

　　一提起高速铁路，有人就以为是指“磁悬浮”，这是不科学的科普宣传给人们造成的误解。还有的媒体说，只有磁悬浮才能把车的速度提高到每小时500公里甚至700公里，这更是一种错误。我国要修建京沪高速铁路，但不能采用磁悬浮。

　　磁悬浮列车的发展与现状

一般称最高商业运行速度大于200公里／小时的列车为高速列车。高速铁路则是由适于高速运行的基础设施（轨道、路基、桥梁、隧道等）固定设备、高速列车、运输组织指挥系统和安全保障系统等构成的铁路运输系统。虽然表面看起来，仍然是列车在轨道上运行，但它已突破了传统铁路的概念，是在传统铁路基础上，大量应用新兴技术的新型交通系统。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是日本的东海道新干线，于1964年10月1日正式通车，速度210公里／小时。日本新干线的成功刺激了欧洲高速铁路的发展。欧洲的科技界当然不去重复日本的模式，并且一开始就想在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超过日本新干线的运行速度。但是担心靠传统的车轮与钢轨之间的作用产生的牵引力，在高速情况下是否还能保持。由于对轮轨相互作用的机理缺乏足够的认识，当时存在一种“极限速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基于轮轨粘着产生牵引力的列车，其极限为270公里／小时左右，超过该速度，轮轨之间将失去牵引力，因此，必须寻求替代的驱动原理，如日、德、法、美、加等国，相继开展过轨道车辆的喷气推动，直线电机推动（即电磁力推动）。于是，曾经在1922年由德国人赫尔曼·肯佩尔提出的，利用电磁悬浮原理与直线电机驱动相结合形成车辆的设想，开始受到关注。德国在其“高运力快速铁路研究”项目计划中，同时考虑并开展了轮轨高速铁路和磁悬浮技术的研究。法
国的轮轨高速铁路则在既有铁路与列车的基础上，结合线路试验开展工作，于1972年用TGV001号燃气轮驱动的机车，创造了运行速度达318公里／小时的世界记录，而且未见失去轮轨粘着牵引力的迹象。于是法国退出了与德国合作研究磁悬浮列车计划。接着，美国、加拿大、前苏联和英国等都相继放弃了磁悬浮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在法国高速铁路投入运营，并取得显著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现实下，德国开始加紧其轮轨高速列车ICE的设计研制，于1985年将试验型ICE列车交付联邦铁路；同年，在新建高速线上最高运行速度达到317公里／小时。日本也出于类似的原因，于1970年开始超导磁悬浮系统的研究。

德国于1971年造出第一辆常导磁悬浮原理车TRO1，日本于1972年造出第一辆超导磁悬浮原理车M L100以来，经过30年的改进研制、开发，同样得益于电子和计算机控制技术的发展，磁悬浮列车终于在近期向实用化迈进的道路上，得到比过去较快的发展。但是，德国和日本各自花费了数10亿美元，分别发展了不同类型的高速磁悬浮系统。德国发展了常导型（TR系列）；日本发展了超导型（ML、MLU、MLX系列）。它们的悬浮原理和系统技术完全不同，绝对不能兼容并存，到底是常导好还是超导好，国内外有关专家尚存在较大的分歧意见，还有人主张要搞就应该发展高温超导技术。

　　对于是否应发展高速磁悬浮运输系统，笔者同意两位国外专家的看法。一位日本专家说：“如果在当时轮轨高速铁路达到了现在这样程度，恐怕日本就不会有人去研究高速磁悬浮技术了。”一位德国西门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在介绍德国高速铁路发展情况时说：“西门子20年来既成功开发了ICE高速列车和高速铁路运营指挥系统，又同时开发了高速磁悬浮列车和控制系统，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使德国的高速铁路进展比法国晚了10年。”

　　磁悬浮技术还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

　　磁悬浮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试验，是否达到可以建造运营线的时候了呢？没有。日本刚完成其计划中的技术可行性验证，试验中还出现过烧毁车辆的事故，他们计划还将继续5年试验，以检验其耐久性。至于磁悬浮列车将如何组织运输，如何计算它的运能等这些交通运输的基本问题，他们尚未考虑。德国只有单线试验经验，双线会车情况怎样，一旦发生故障，如何组织运输等问题还不能回答。磁悬浮并没有天生的安全性，德国人也只能靠一个线圈失灵了，另一个顶上的所谓冗余设计去“保证”安全。客运交通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上述情况下的磁悬浮，能说“已经成熟”了吗？且不说德国自己仍在大力发展轮轨高速列车，而不在本国首先使用磁悬浮技术呢！仅举它的几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则足以让人怀疑它的工程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1．磁悬浮列车不能形成一个通用的运输系统。磁悬浮列车相当于“电机”的转子，它必须与它的“定子”——展开铺成道路的电磁绕组构成一个固定形式，固定功率和能力的运输系统。它不但不能与其他运输系统兼容，一种磁浮列车也不能与另一条磁浮线路兼容。这样一来，一条磁悬浮系统设计建成，它的车辆载重、列车长度、行车密度和运行速度从而运输能力便不能扩大或改变，否则，整个造价昂贵的“电磁道路”将拆去重建。

　　2．磁悬浮线路道岔结构庞大而复杂，可靠性不能保证。轮轨铁路通过钢轨道岔实现列车的转辙。磁悬浮列车的轨道由钢梁或混凝土梁构成，道岔只能移动整梁，实践中用8台液压千斤顶，以约50吨的转辙力使数百吨重的梁移动数米行程，而且转辙后锁定困难，可靠性差。而运输组织必须要采用大量道岔，因而不但工程造价高，运输可靠性更难以保证。

　　3．无法降低的造价。磁悬浮系统的造价与轮轨铁路相比有以下几项固有的因素不可克服：构成线路的桥梁是普通路基的4～5倍；磁悬浮的承载轨道是长定子铁芯，驱动装置是沿线路铺设的长定子绕组，还要加上导向钢轨和迫降轨道；庞大的道岔及复杂的转辙装置；复杂的供电设备，所以它的总造价约是轮轨铁路的2～3倍，而且难以降低。


　　此外，高速磁悬浮列车的低能耗、低噪声和高速度等所谓优势都是把假设当论据，需要商榷。特别是它的安全性和少维修更需要经实际运营的考验。（人民铁道报2000年7月12日



ZT
原载《北京青年报》）
按：造价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被称为中国第二大工程的京沪高速铁路项目，在可行性研究接近尾声时突然出现两种方案之争。在这场不同观点的交锋中，一方以主张“磁悬浮”的中科院何祚庥、徐冠华和严陆光三位院士为代表，另一方是铁道部从事“轮轨”高速铁路项目论证多年的研究员们，论争双方存在根本的分歧：何祚庥等三位院士提出“磁悬浮方案是正确的战略决策”，而铁道部“高速办”主任沈之个则认为三位院士的意见“科幻色彩大浓”。在“按部就班”与“推倒重来”之间，京沪高速铁路项目等待决策者作出最后的结论。十年磨一剑

　　京沪高速铁路项目这把“剑”已经磨了十年！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玉树等人透露说，修建高速铁路的可行性研究是从1990年开始的，当时只是对国外高速铁路项目进行总体研究，并没有特别指明京沪线。但是一年之后，研究方向开始变得清晰可辨，因为京沪高速铁路工程正式立项恰恰就在这一年。经过将近一年的出国考察和研究，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在1992年5月拿出了一份《京沪高速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到了1993年，这一课题又由铁道部、国家经贸委、计委、科委和体改委正式立项。第二年，一份名为《京沪高速铁路重大技术经济问题前期研究总报告》的“绿皮书”问世。1997年3月，铁道部正式向国家计委提交了《兴建京沪高速铁路建议书》，按照程序，国家计委从1998年9月起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这一项目进行最后的评估，而中科院何祚庥、徐冠华和严陆光三位院士的不同声音也开始出现。

　 如果暂且抛开争议不谈，双方至少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京沪铁路的旅客流量早已超过了它的承载范围，必须尽快找出一条“治本”的办法。铁路部门提供的数字表明，京沪铁路目前的运输密度是全国铁路的4倍，沿线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有的区段每天对开的客货车数量已达到了240列，可以说京沪铁路是我国最繁忙的铁路线。如果采用修修补补的办法，再维持10年或20年，京沪铁路将只能完成客货总运量的一半左右，更何况该铁路覆盖我国经济最发达的京沪走廊，这样一条维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动脉长期处于“过载”状态，总不是长久之计。

　 因此，无论是铁道部研究人员还是世界银行专家小组在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后都得出一个结论：现有的京沪线早已饱和，最佳方案是另起炉灶，修建一条高速运行的“新干线”。

京沪“新干线”

　 根据测算，京沪高速铁路工程总造价将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这将是我国有史以来除三峡工程以外的第二大工程。据研究人员透露，京沪高速铁路的最高时速设计为350公里，在一些区段将达到每小时300公里，而平均时速则为250公里。运营初期，列车与列车之间的距离设定为4分钟车程，一列车可载客1000人到1200人，每天在京沪之间发出110对到120对高速列车，照此推算下来，京沪之间将出现一条由绵延不断的列车组成的快速通道，每天将能运送旅客至少22万人次。如果列车在中途不停靠任何站点，全线运行时间将从原来的14个小时缩短到5个小时。

　 一项投资如此浩大的工程，最后落实到谁的头上来“买单”？有关人员介绍说，建设京沪高速铁路的投资将有三大来源：一是国内自筹资金，二是世界银行和外国政府的低息贷款，三是国外商业银行的贷款，资金并不是问题。据专家估算，这条“新干线”的建设周期大约需要6年到7年时间，初期建设可以从沪宁段和京津段开始，采用边建设边运营的方式滚动发展。

　 对于这条“新干线”建成后的运营，专家们也进行过评估：京沪全线的票价将为飞机票价的50%到60％。如果把乘飞机过程中赶住机场、安检和候机所需时间算进去，京沪之间乘飞机旅行在时间上与乘高速列车相去不远，加上高速列车的安全性有口皆碑，因此应该说“新干线”具有相当的竞争力。铁路部门当时的估计是，京沪“新干线”将在15年内收回全部投资。

另一种声音

　 事情进行到这一步，照理说京沪“新干线”在理论上已经成型，只等最后拍板了。然而争议也恰恰在这时浮现：1998年，中科院何祚庥、徐冠华和严陆光三位院士对京沪高速铁路项目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主张以时速500公里左右的“磁悬浮”列
车取代“轮轨”列车，一场持续近两年的大辩论由此展开。

　 磁悬浮是利用电磁铁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实现列车在轨道上悬浮运行的一种技术，它与轮轨的区别在于没有车轮，整个车体悬空10毫米，在特制钢轨上运行。目前，日本和德国已分别修建了一条试验性的路段，试验时速达500公里左右。何祚庥等三位院士认为，磁悬浮才是京沪“新干线”的最佳选择。

　 三位院士与研究员们的争论公开化是在1998年。中科院主办的《科学时报》透露说，在1998年6月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朱（金）容基总理曾提出采用新技术发展我国高速铁路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随即组织近30位院士和专家，对“磁悬浮”和“轮轨”技术进行了三次讨论，并向国务院提交了咨询报告。中国工程院报告的结论是：“由于目前世界上尚未建成商业运营线，所以至少在10年内，不能在京沪全线采用磁悬浮列车方案进行工程建设。”而“轮轨高速技术从国际上看，既是成熟技术，又是正在不断发展中的高新技术，在京沪线上采用轮轨方案是可行的”。

　 由于与中国工程院的报告内容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去年6月，何祚庥等三位院士以《磁悬浮方案是正确的战略选择》为题，在《科学时报》上撰文提出不同意见，而铁道部“高速办”主任沈之介的话说得直截了当：三位院士的意见“科幻色彩太浓”。为了公平起见，《科学时报》在刊发三位院士文章的同时，也披露了铁道部“高速办”副主任周诩民的观点。周诩民认为：“高速磁悬浮运输，仅有国外参观的感性认识，国内还未开始进行研究开发，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

观点的交择

　 在这场辩论中，双方都形象地把自己的方案划入“有所为”的范畴，而对方的方案也就顺理成章地应当“有所不为”，可见双方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何祚庥等人主张发展磁悬浮的主要论点之一，是京沪线长达1300公里，超过了高速铁路800公里的合理吸引范围，特别是列车运行5个多小时，对民航旅客没有吸引力。而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何邦模等人则反驳说，高速公路的合理吸引范围在200公里，但超过200公里的高速公路却不断出现，更何况北京到上海直达旅客周转量只占京沪线旅客总量的五分之一，大部分旅客是从陇海、沈津等线路上转来的。由于磁悬浮与轮轨铁路不兼容，需要另起炉灶，从其他线路上中转来的旅客势必要从老车站下车，再转到磁悬浮车站上车，这一点对大部分旅客来说等于增加了时间。而轮轨高速建成后，北京站还是原来的北京站，上海站还是原来的上海站，乘客下了高速列车就可以转入地铁，因此真正值得担心的倒是磁悬浮可能亏损。

　 磁悬浮的造价到底有多高，也是双方争论的要点。何祚庥等人认为，磁悬浮的造价仅为轮轨的1．3倍，在造价增加不多的情况下，发展磁悬浮自然更经济。而何邦模等人认为，上述观点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即使按照这个尚未证实的造价来计算，磁悬浮的运输能力也远远低于轮轨，其直接后果将导致磁悬浮票价高于民航票价，出现无人“买单”的局面。

　 然而这些争论还在其次，研究员们觉得最能支撑自己观点的一个事实是：无论三位院士声称磁悬浮技术多么成熟，世界上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条磁悬浮线路真正投入商业运营，可以说至今未能跨越试验阶段。1994年，德国政府也曾计划在柏林与汉堡之间兴建磁悬浮铁路，这条原本将成为全球第一条投入商业运营的磁悬浮铁路，在几经周折后还是在今年2月5日宣布“有所不为”。放弃的原因，据说是工程总造价太高：短短292公里的线路，造价竟超过120亿马克，德国政府在反复思量后不得不忍痛割爱。

　 三位院士与研究员们的辩论其实远不止这些。在采访中，研究人员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地面交通时速不宜超过400公里的概念。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臧其吉说，喷气式客机的起飞速度不过每小时350公里，而地面列车时速一旦达到500公里，将有93％的功率用在克服空气阻力上，况且如此高速的地面列车还会给乘客带来生理上的不适。所以，更高的速度和更短的旅行时间，最好还是由民航去挑大梁。

等待最后结论

　 至少到目前为止，这场院士与研究员之间的辩论仍未结束，但是不论如何，京沪高速铁路项目的前景最近已出现了明朗化的迹象：铁道部原来的“京沪高速铁路预可行性研究办公室”不久前去掉了“预”字，改称“高速办”。在刚刚召开的中央财政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人也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和兴建京沪高速铁路将成为重点。

　 一场论争尚未结束，而另一场竞争却已持续了10年。从京沪高速铁路项目开始可行性研究起，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和日本新干线就一直为争夺这项工程明争暗斗。德国前总理科尔和现总理施罗德访华时，每次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总会提及京沪高速铁路项目。几年前，西门子就已经与铁道部下属的株洲电力机车厂进行合作，该厂今后将可为京沪高速铁路项目提供国产化机车。据说，西门子和阿尔斯通在几年前竞争韩国汉城至釜山高速铁路项目时曾打得头破血流，结果阿尔斯通虽然抢到了合同，利润却已大为缩水。西门子和阿尔斯通还联合成立了“欧洲高速铁路集团”，准备与日本人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决斗中展开最后的厮杀。换句话说，原来的“三家争鸣”基本上已变成了“两家争鸣”。

　 其实，辩论并非坏事，因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毕竟，一项造价高达1000亿元的旷世工程，谨慎从事总比仓促上马来得稳妥。可以预料这一工程将成为热门的话题。而在“按部就班”与“推倒重来”之间，有待决策者作最后结论。（原载《北京青年报》）

ZT 中国与日本的差距——难以置信的事实

ZT 中国与日本的差距——难以置信的事实
作者： 2004-11-26 3:19:12
原始出处： 环球时报


过去20多年特别是最近10多年中，中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日本却陷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泥潭。面对中国蒸蒸日上，日本似乎走下坡路的趋势，某些人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一个“幻觉”：中国即将超越日本。在日本，有人炮制有人相信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中国，一些热血青年，亦正日益表现得对日本满不在乎。
在我的经济学同行中，甚至也出现了高看中国轻看日本的倾向。有段时间，北京盛传着一个笑话，说将来全球只要有三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懂中国经济的。至于日本，回答是轻蔑的一笑：日本，哈哈，日本可以不用管它了！

这实在是无稽之谈！

中国正在快速崛起。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从诸多指标看，中日两国的差距依然十分悬殊，在许多方面中国要赶上日本，不仅非常遥远而且困难重重。中日两国的差距，中国真正的状况值得国人警省，而不能再陷于自欺欺人的幻觉之中不可自拨。

让我们先来看基本数据。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日本的国土面积是37.8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中国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从版图和人口数量而言，中国的确是大中国，日本的确是小日本。

但是，两国的经济总量却掉了个个。2003年，按世界银行2004年《全球发展指标》统计，中国的GDP116898亿人民币，合美元1．4万亿美元，屈居全球第七位。日本的GDP却高达4．3万亿美元，傲列全球第二。小日本是大中国的3倍。

以汇率折算的经济总量比较中难免有误差的成分。然而，改以购买力平价或真实比价计算，大多数的统计结果表明，中日之间经济总量仍相差1-2倍。

中国近年来崛起的步伐不算慢。然而，在战后的第一个4／1世纪，日本即轻松成为全球第二号发达国家。而中国，尽管经历了过去20多年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GDP总量仍在全球排第六、第七的位置，并且以诸多指标衡量，根本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日本的经济实力既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海外。中国近年来以引进外资多多为傲，然而日本却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达到3.2万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部GDP的2.3倍，其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总额为1.3万多亿美元，与中国的GDP相当（唐淳风，2001）。如此强大的一个隐形的“海外日本”，足令开放了20年如今才雄心百倍，喊着口号，迈着步伐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汗颜！

经济结构比较：1999 年，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2：36：62，早已是明显的“后工业社会”。1975年，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率首次超过50%，标志着日本早在70 年代就逐步进入了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相比之下，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是14.7:53:32.3，中国甚至没有完成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

按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化定义，一个国家工业化全部实现的标志：一是农业产值在15%以下，这条线中国可以说刚刚跨过；二是农业就业在20%以下，中国目前仍高达50%，可以说还远远不够线；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60%以上，中国目前大概只有40%，亦有很远的距离。

日本的城市化水平是多少呢？1950年日本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8%，大概与今天的中国相当，而今天的日本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城市。

2003 年，中国重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投资开始进入旺盛期。举国上下为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欢欣鼓舞不已。然而，中国人很少知道，早在1955年日本就进入到了重化工业的高度加工阶段，并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经济过渡。仅从工业结构上看，中国大约只相当于日本40年前的水平。

中国目前的增长动力主要是来自于“世界工厂”的牵引。据笔者的测算，2003年中国工业增长对GDP的贡献高达63％。然而，从制造业总量看，2003年日本是9111亿美元，中国为3825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2.4倍。显然，中国远称不上“世界工厂”，日本却是名符其实的国际制造业中心。

按过去的赶超速度，在“世界工厂”的道路上，中国要赶上日本至少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而且接下来会越走越艰难，能源问题、环保问题、劳工问题、市场问题都会困扰中国。

日本的人均资源也很贫乏，但日本人懂得通过优秀的加工而扬长避短。1955年至1975年是日本增长最快的时期，日本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比重从81．4％上升到96．0％，而矿业从10．1％下降到0．62％，电力、煤气、供水等基础产业从7．74％下降到3．38％。中国也是人均资源不丰富的国家，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廉价出卖资源。以2000年为证，中国资源型产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高达54．5％，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占轻工业的 62．0％，采掘和原料工业占重工业的50．5％。

中国现在开始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这方面，日本比中国先进得多。以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大约是0.7美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同样能源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 10.5美元，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15倍。

同样的资源和能源，日本人竟创造出比中国高出15倍的产值来？中国人又喜欢高谈“老子”，讲“天人合一”，可是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珍惜何尝比得上日本？！

中国正进入新一轮黄金增长时期。然而，2004年经济增长甫一发力，GDP总量刚刚占到世界的4％，石油消费已跃居世界第二，发电量消耗占全球消耗的 13%，此外还有钢材消耗占全球的27%，水泥消耗占全球的40%，煤炭消耗占全球的31%。因此，惹得全世界的人都担心中国长期增长会否导致全球资源不足，“中国会不会饿死全世界”？

事实上，中国应该谦虚地向日本学习，并且要象日本那样去倍加珍惜资源，高效地利用资源。中国眼下正进入一个苦心制订种种“能源战略”和“资源战略”的热潮，其实，大道至简，中国应该象日本那样，眼光向内、锐意挖潜，如此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就可以在目前基本保持不变的水平上支撑中国经济翻上好几番。

中国劳工多，是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一大优势，可是中国却不能高效地利用其劳力，从而大大抵消了这方面的优势。因此，同样是高速增长时期，1960年至1975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1，07％；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只有5.19％，按美元计年均增长2．59％。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对比充分表明，中国的高速增长靠的是人海战术，日本靠的却是劳动效率的提高。

除了靠人海战术，中国的增长还靠大量投资，可是投资质量又如何呢？都说日本坏帐严重，可是在从高速增长走向经济衰退的过程中，日本银行的坏帐率仅5％，而中国在2000年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28．78％，如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计算在内，则不良贷款率近45％。显然，同日本相比，中国的投资效率与效益要猛回头。

R&D（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是一组国际通用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及科技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00年，中国在这一指标上的支出为896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历史上第一次达到1个百分点。而同一指标，日本2000年是3.12，不仅远高于中国，也高于美国的2.65、以及德国的2.37、法国的 2.17、英国的1.87，在全球又是雄居榜首。

事实上，1990以来日本R&D经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一直是世界第一。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在科技兴国方面具有坚韧不拨的决心，也无意中泄露出这个国家富强的秘密所在，那就是科技为本、科技领先。这一指标当然还显示出“小日本”并非一些中国人所想像的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民族，恰恰相反，日本民族是一个富于远见卓识的民族----只有富于远见卓识的民族，才舍得哪些花大本钱为自己的未来投资。

相比之下，中国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乃至一般的国民，都显得是那样的急功近利和让人失望。中国人更喜欢喊喊“科技兴国”的口号，或者在网上大骂日本人过过嘴瘾，却不愿意花时间去补习科学知识。

专利发明方面：1995年，中国申请专利数只全世界的1.45％，批准量占全世界的0.48％，日本申请专利数占全世界的13.48％，批准数占全世界的 15.3％。韩国产业银行日前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若以韩国为基准（100）予以换算，则中国为76.5、日本为110.5。

中国人还必须时时记住的一个数字就是：日本人中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已达到12人，中国仍是0。一位伟人说得好：“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可是，做比说要难得多！

在企业层面，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比例通常不到1%，而日本企业早已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企业的研发费用一般水平都在5-10%以上。

中国企业中研究型人才微乎其微，并不断向外企流失。而每万名劳动人口中，日本的研究人员数又是全球之最。2000年为109.3人，高于美国的73.8人、法国的60.3人、德国的59.6人以及英国的54.8人。

中国以进入世界500强为企业发展之可望不可即的目标。而日本1994年的时候，在世界500强中的企业家数与美国平分秋色、并抱揽全部第1、2、3、4 名，前十名当中，一大半都是日本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唱衰日本，可是2003年，日本企业在世界500强中仍高居88席之多。而中国只有12 席，而且多是垄断型国有企业，最排前的是中石油，名列第69名。

你敢想像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世界500强中家数最多的国家吗？你敢想像中国企业占据世界500强头席，并且包揽前四名的盛景呢？这样的日子也许有一天会到来。可是，我们的邻居，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做到了。任何一个诚实的中国人，一个立志全球的中国企业家，是否应对此表示一分敬意？！

经济再好，不能改善百姓的生活是白搭。我们再来比较一下百姓的生活水平。2003年，中国人均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接近1080美元；日本是33077美元，为中国的31倍。仅以人均GDP作为收入计，中国只相当于日本1966年的水平。

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是反映生活水准的指标。2002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是22.3％，而中国目前城市为37.1%，农村为45.6%。也就是说，中国人目前生活支出主要是忙乎吃，日本却将主要支出花在食物之外的其他方面，中国是生存消费，日本是发展消费。

然而，最可悲的莫过于，生活水平仅相当于日本“60年代”、消费支出只够吃喝的中国人往往在感觉中自己很富，并且经常会表现得大手大脚（如有人主张大.大办奥运会），而生活水平位居全球最高之列的日本人却经常在国际上哭穷，并且处处厉行节约，常常“小气”得惊人！

谁比谁傻？谁是真傻？

住房：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18平方米，日本是25平方米。国土面积极为狭小的日本是中国的1.4倍。

百姓生活不仅看人均收入，还要看收入差距。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4，已达到国际警戒线水平，中国被公认为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相反，又是很多人想不到的，日本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却是全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0.285，可以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最公平的时期。

失业率指标：据我国国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截止2003年6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失业人数为795万人，分别比去年底上升0.2%和25万人。但这个数据遗漏太多，学者们估计，目前中国城镇失业率，包括登记失业、下岗职工和其他类型的失业，总计大约在8%至 10%（王梦奎，2003）。

中国的媒体经常报道日本这些年经济困难、失业率很高，似乎日本人都快活不下去了。其实，日本失业率最高时也不过5.5％。2003年，随着经济回升，平均失业率很快回落至5.3%。

教育：中国人一向自认为最重视教育，并且一再强调“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中国的父母也的确是对孩子不惜一切，可是，由于国家教育经费的缺乏，由于普通教育制度的缺陷，今天的中国人中，成人识字率才81．5%，文盲半文盲人数约占人口的15%以上，离教育现代化的起限相差8．5%；大学毛入学率为5%，离教育现代化起限30%相差25%。

相比之下，日本才不愧重视教育的美名。日本早已达到了100%的小学教育和100%的初中教育；大学毛入学率为40.3%，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成人识字率近100％。

中日两国的教育相差多远呢？据估计，中国的初级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年；中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年；高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年。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教育经费只相当于日本1920年左右的水平。

再来看与百姓智力开密切相关的信息化指标：2003年底，中国网民数已接近8000万，一个庞大的“E国”诞生，但全中国上网普及率却很低，才6.2％。

日本的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但同一时期上网人数达到7730万人，普及率突破60％，几乎所有14 75岁的日本人都可以上网。

此外，日本的网络更加发达，宽带通信费用低速度快，宽带上网费占每个家庭收入的比例才0.8%，被评为世界第一。而中国的网络速度慢，服务差，宽带网使用处于起步阶段，走在全国前列的深圳的住宅宽带普及才超过30%，全国一般地方水平则相当低。

中国的个人电脑普及率为27％，移动电话普及率为30％；日本个人电脑普及率为36％，移动电话普及率69％。两者的差距亦是明显的。

也许有人说了，日本不过是强在经济和科技，强在物质而已，日本文明却没有什么可夸的。文明的题目是一个大题目，笔者不敢在这里进行比较，但可以通过一些中国人非常关心的社会性指标，来管中窥豹。

众所周知，从社会信用和国民素质看，日本人普遍被认为工作认真、讲求效率，守时、重信用、讲礼节；日本的企业亦以讲究信用、产品质量精良着称于世；在日本的大街小巷，你看不到垃圾，无论是走到拥挤的地铁，还是人头攒动的商场，地面都光洁如新，地铁的墙壁上也看不到乱写乱画的现象；日本人很少在公共场所抽烟和吃零食，更没有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的习惯；日本人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繁华的东京、大阪，还是古老的京都，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交警，汽车、人流严格按红绿灯指示行动，一丝不苟。

反观“文明古国”的我国，情况如何呢？

如果说，那是因为中国人的物质文明还不够，“仓禀实而知礼节”。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强调“客观原因”的民族了。可是，我来问你，中国人如今的收入水平相当于1960年的日本，文明礼貌却远不及，也比不上人均收入水平相差好几倍的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更没有盛唐时期的风雅儒爱，真的是“仓禀实而知礼节”吗？

企业信用：前面已提到中国各商业银行的呆坏帐记录举世无双，这说明中国企业的信用记录是很差的。除此之外，企业拖欠亦是世上少有。据统计，2001年，我国国有企业相互拖欠货款已经超过1.6万亿元，造假经济的规模高达1270多亿元，国家为此每年损失税收250多亿元。

另据有关部门调查，2001年全国有 283家名优企业的650多种产品被假冒产品侵权伪造，上半年全国工商管理系统共查处各类合同欺诈等违法犯罪案件5338起，比前年同期上升61%（候云春，2002）。这又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企业坑蒙拐骗正在严重侵蚀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

近年来，又添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企业拖欠民工工资愈演愈炽。据全国总工会公布，目前中国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有1000亿元左右，其中建筑业占70％以上。有些地方，包工头欠民工的钱，建筑商欠包工头的钱，追到最后，发现竟然是地方政府欠建筑商的钱。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各地政府拖欠工程款占全部拖欠工程款的四分之一以上。

信用正在让中国年轻的市场经济付出代价。而中国的学者现在终于开始明白，信用问题的解决，光靠外部的法律监管、内部的企业治理结构都是不够的，还要靠人们心中的文化，乃至信仰。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被破坏得差不多了，要构建文化资源，中国人不知从何入手。而日本却是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来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成功案例，日本人居然将武士对于主人的忠诚转变成了企业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进而建立起全社会的工商信用。

离婚率：中国人无论想不到， 2001年，“后现代化社会”的日本离婚率才0.23％，是亚洲各国中最低的。而传统上一向注重家庭的中国社会却每况愈下：1980年，中国的离婚率为 4.75%到1997年上升到13%，上升了8.25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在过去20年中，离婚率增加了20倍，令全球侧目：中国人怎么啦？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包含两性之间神圣的关系。日益缺乏稳定的中国家庭生活，会给中国人带来什么？是更加不负责任，更加追求私欲还是更多的心灵自由、更多的个性解放？

腐败：你可以不喜欢日本，但你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日本还是世界上较为廉洁的国家之一。今年3月25日，着名的反腐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 “透明国际”发布了《2004年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对世界各地区腐败形势进行了评估。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清廉指数得分为3.4分，与斯里兰卡和叙利亚并列第66位，日本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

中国现在正从追求GDP转向“科学发展观”。可是，中国已经付出了过多的代价。截止到2000年底，中国森林面积只剩下15.8亿公顷，森林覆盖率才16.55%，仅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的61．3％，全国人均森林面积 0.128公顷，只相当于世界人均0.6公顷的21.3%。而日本的国内森林覆盖率近64％，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那布满绿树、风光秀丽、诗意盎然、滋养了李白和杜甫的古国，如今已沦为中国人的了然残梦！日益被工业污染的大地、荒漠化占1／3以上的奄奄一息的国土，断流的黄河，黄河化的长江，以及春天刮过北京的漫漫沙尘，就像是中华大地母亲的叹息，又像是天地间最严厉的一声声警告。中国，已经禁不住折腾，已经不堪重负了。

与大地一同干涸的还有中国人的心灵。比荒漠更加荒漠的也是中国人的心灵。

日本人何以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依然让国土保持锦绣，何以不让GDP蒙蔽了头脑，何以比中国人早走了半个世纪的科学发展观之路。中国人，是否应该放下“高贵”的身份，去认真地研究一下，学习一下？

中国的人均寿命是比较高的。2000年统计的男女平均寿命分别为69.63岁和73.33岁。在中国人眼里，日本人是天底不劳动强度最大的国家，工作压力极大，可是，你想不到的是，日本却是世界最长寿的国家。2003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性为78.33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日本男女平均寿命已连续4年名列世界第一，而女性寿命从1985年以来一直名列第一。显然，中国人虽然强调“以人为本“，但没有日本人活得长寿。

日本是个什么国家呢？在许多人眼里，它似乎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一个从不知道认错的国家，一个生活压力大、国民不幸福的国家，一个甚至是无法理喻的国家。可是，从一个个统计数据的比较，我们却发现，日本是个经济先进、百姓富足、社会公平、吏治良好、教育优秀、家庭稳定、环境优美、预期寿命高，富于远见，并且对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家。中国要达到和日本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有些方面甚至可能需要上百年的努力。

日本，决非等闲之辈，决非那个“幻觉”中日薄西山的国家，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拨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而中国，也并非“幻觉”中已经崛起并即将超过周边这个伟大邻居的国家。中国，只是一个刚刚恢复元气，有着远大前程，同时需要在各方面倍加努力的国家而已。

也许，在一些中国愤青朋友的眼里，从来不耻于与日本人为伍，更别提向日本人学习，日本人，不过是仇人而已。就算是这样罢，但千万请记住一句话：对于你的仇人，最好的报复是“比他活得更好”，而不是不计代价地让对方活得更糟。

而要做到生活得比人家好，光有满腔的热血和喊破了天的口号是不够的，更加需要的是辛勤的汗水、真正的智慧以及扎扎实实的行动。

ZT 国史谜案的一“家”之言

国史谜案的一“家”之言


南方周末　 　2004-02-05 10:59:19


　　□唐德刚

　　八年抗战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从彻底溃败，到全盘胜利的惨烈战争，实为我五千年中华民族史所未尝有。而在这一战争最惨烈阶段，抗敌全师丧亡殆尽，精华国土，泰半沦陷，亡国灭种的最危险关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经过长期与敌国暗相勾结，忽然背叛祖国，投向敌人，并主动组织伪军伪政府，与祖国对抗。汪氏这一当国叛国的行为，细查五千年国史，显然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宗。可是想不到，汪氏叛国经年，在卖身投敌的最高潮期，与敌寇正在秘密签署卖国卖身条约的前夕，他的贴身亲信高宗武、陶希圣二人，不齿于汪氏的卖国行为，竟不约而同地冒全家伏诛之巨险，秘密逃往香港，将汪日密约公布，使举世为之哗然，合族为之切齿。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如承认伪满独立、日寇在中国驻兵设防等等），亦史无前例。虽石
　　敬瑭、张邦昌、秦桧之流，亦不愿为之也。就在汪伪叛国的高潮期，笔者却正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肄业。以一史学学徒，目击此一现代叛国史演进的实况，虽曾紧跟着追踪不舍，但是对汪氏之为何叛国，如何叛国，以及高陶之何以附逆于前，叛逆于后，却始终不得其解。师友之间，也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是经过其后六十年不断探索，并眼见这段历史之由报章时事的头条新闻，逐渐淡化，直至今日，似乎已变成《国策》、《左传》中的古代历史了。今日在学青年，不细为解释，就不知高陶为何人矣，岂不可叹？

　　第一手史料vs.小道消息
　　记得为追踪这一史实真相，我也曾和当事人高陶两先生详谈过。陶先生当时不愿深谈，这我可以理解，因为那时尚是蒋氏父子当权，在台湾谈如此敏感的事，确有不便也。至于高先生，我和他曾在华府酒吧深夜对饮，暗室私谈竟夕，以后更数度两家联欢，畅谈往事，高君却永远还在“挤牙膏”不愿“倒竹筒”，吞吞吐吐，神秘兮兮地欲言又止。在高君辞世前月，我们更约好为他九秩嵩寿祝嘏，再次恳谈，而高先生却“言明在先”，不谈敏感旧事。方期再加劝慰，促其留下信史，不意高公竟突然作古。真是悬剑空垄，为恨何如？
　　其实日本投降之后，过去史料已全部公开，汪伪与日方“密约”，以及高陶叛汪故事，正如“西安事变”一样，已不再成为秘史。纵是不学如愚，对这两桩史实的评述，亦不下十余万言。自信虽没有为他们全部解密，然虽不中，亦不远矣。笔者并曾为这些敏感故事，直告张学良和高宗武两位先生：这些所谓秘史，虽早已泰半解密，没啥神秘，但此故事如由当事人，作为“口述历史”加以记录，在史学上，则谓之“第一手史料”。同样故事，一字不易，如不经过当事人的亲自认可，而由当代史家径自秉笔书之，因其故事太敏感，过去“小道消息”又太多，传闻异辞，良史劣史，鱼目混珠，往往就真伪莫辨了。所以有责任心的职业史家，无征不信，就要当事人亲口说出，以传后世，如此而已。不是历史家要做阎王判官，或公审干部，非要强迫当事者，去细说真相不可也。

　　有关陶学的见闻
　　当我个人犹为“高陶事件”这一抗战期间的谜案，而作其无可奈何之叹的时候，却于无意中获悉，陶氏的三公子恒生，这位有名的机械工程师，忽然下海当起史学家来，并写了一部《“高陶事件”始末》的巨著。“高陶事件”，按理原是他们陶府家史中，最重要的一桩，足以传之后世的故事。今由当事人的哲嗣执笔，现身说法，虽没有标榜口述历史，而口述历史自在其中，余追踪是项史迹数十年，今有幸捧读，能不大喜过望？
　　首先，陶希圣教授对我来说，原是我的一位未上课的老师。他在北大所开创的“社会史学派”，我自己就是这一新行道的学徒之一。笔者青年期所写的第一篇考据学论文，《中国郡县起源考》，就是一篇社会史学习作。当时个人史学思想，就颇受1930年代“社会史论战”和《食货》杂志的影响。
　　加以陶门高足何兹全教授，在哥大时代，就是我最亲近的学长。1950年代回国之后，他在哥大“中国历史研究部”所坐的那把椅子，就是我接着坐下去的，一坐十年。我们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大致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也认为社会史学，是中国史学一个极重要的新方向。为此当时我曾试图说服胡适老师，不要对这一新方向具有成见，适之先生也曾笑而颔之。
　　后来我到台北参加史学会议，竟然有缘向陶老师亲自领教。并承长者不弃，应约到陶府参加宴会。曾看到客厅壁上挂着有蒋介石亲书的、褒扬陶氏“忠贞”的条幅。其时陶公虽然不愿多谈“高陶事件”，却谈了许多有关社会史学的学术掌故。他也曾含笑对我说，他当年执教北大时，就颇受校中当权派胡适那一伙的歧视，云云。这对我当然也不算是新闻。只是当年的小道消息、第二手史料，经陶氏一说，就变成第一手史料罢了。
　　至于陶家后辈的一门数杰，对我也不算陌生。他们的长姐夫妇二人，也是我沙坪坝时代很受爱重的同学。他们也都是和陈布雷先生的两位女儿一样，以最朴实生活称著的国民党高干子弟。也是对当时五子登科的政府，深感不满的一群。较年轻的晋生家麟伉俪，我们更是同行，相知有年。他们的其他兄弟，包括老三恒生，也都是一批中国传统所谓书香之家的佳子弟，为学各有所成，颇负时誉。
　　恒生虽是位有专业成就的工程师、市场经济中出类拔萃的厂长。但是他毕竟有述文著史的家学渊源，业余治史，根据家庭传统，对高陶故事这桩家史的检讨，亦颇能为国史中的不解之谜，作更深一层的探索，写出其一家之言，令我读来，如饥若渴。高陶事件，如今当事人均已作古。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介石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恒生之书，应该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
　　本书所最可惜的一点，也就是当事人当年的守口如瓶，连恒生之书，对其尊翁，有时也难免于“臆测”之辞（见原稿第六章第一节）。笔者由于侧身于近代中国的口述历史有年，手边史料，与高陶事件有关者，亦微有足述。今且不揣浅薄，略举数端，以为恒生大著作点狗尾续貂的补充，抛砖引玉，希望得到行家更多的指导也。

　　胡适与汪伪派
　　首先要谈的是那位“低调俱乐部”的题名人胡适之和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那些“低调”人士的异同。在汪派人士看来，第一，中日军力悬殊太甚。中国虽被迫不得已而奋起抗战，但是抵抗至山穷水尽之时，尤其在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若论抗敌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若论外援，除苏联的有限军援之外，英美和其他民主国家可说无片甲之赠，而美国的战略物资，且源源注入敌国，此仗如何打得下去？打不下去了，为拯民于水火，就应该对日谋和，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在他们看来，中国如不知己，不知彼，不顾一切，糊涂地打下去，等到西南尽失，国民党政府被迫退入新疆，则国民党势将依赖共产党为生，中国就要做苏联的附庸，其惨将有甚于作日本的殖民地也。（笔者附注：那时国府曾在重庆浮屠关，后改名复兴关，设立了一个“中央训练团”，正在集训文武干部，以事抗战，汪氏曾讥之为“在糊涂关，训练了一批糊涂虫，打一个糊涂仗”，云云）这就是当时汪派失败主义者的心态。
　 胡适那时对战局的悲观，原不下于汪派的低调人士。胡且亲口告我说，“他们（指汪派）是爱国的”。但是胡适自己盱衡全局，却觉得“战难和亦不易”。汪派人士希望把“谋和”与“投降”分开。胡适就棋高一着，知其不能了。高陶两君，还知悬崖勒马，于紧要关头，掉头逃去。而汪氏本人，陷入太深，悔之已晚。他最后虽差免于枪毙的下场，然以汉奸罪名，遗臭史策，也就够惨的了。
　　所以胡适当年虽然也是反战，但是他也知道，求和更难。既能打“就打一下”嘛。能拖，那就不妨慢慢拖下去。并强调要“苦撑待变”。胡之所谓待变者，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迟早必会卷入亚洲战场。一旦美国卷入中日之战，那么“最后胜利”就“必属于我”了。胡适这项消极中的积极，悲观中的乐观，不幸那时的汪派人士，却见不及此也。呜呼。

　　自觉清醒，实是愚昧
　　还有，汪派低调人士之失，是失在他们的共同“次文化”。这批人士只是一窝清一色的都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畏首畏尾的中年白面书生。算盘打得太清楚。在英语上叫作calculative，自觉众睡独醒，考虑周详，以一种单纯的共同语言，你唱我和，自以为是。殊不知处乱世，当大事，往往都是乘势而为之的。孟子曰，“有智不如乘势”，是也。
　　抗战初期，全国上下，激于同仇敌忾之心，大家都忘其所以，而大叫其“抗战到底”和“焦土抗战”。与日偕亡之心，正是普遍的民气，青壮年尤然，军人更是如此。“焦土抗战”一辞，原是李宗仁第一个叫出来的。“抗战到底”，更是全国军民的口号，响彻云霄。这正是军事学上所说的“士气”嘛。而汪氏一小撮，偏要不以为然。某次汪精卫曾问冯氏，“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这在汪氏这个秀才听来，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所以汪副总裁就要向全国广播，呼吁大家要讲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
　　但是像汪精卫、胡适、陶希圣等，头脑太“清楚”的士大夫，在当时必是少数中的少数。在那个敌人疯狂进攻，我们疯狂抵抗的血淋淋全民抗战之际，大家都有其“拼掉算了”之心，哪顾得许多。所以像李宗仁、冯玉祥这样的人，才是当时的绝大多数的绝大多数啊。
　　我全民族在抗倭战争中，那股拼命的精神，是非身历其境的过来人，所能想象于万一也。君不见，我们抗战已抗了七年有半，全民疲窿残疾，但是政府忽然号召“青年从军”，一声令下，全国知识青年之踊跃参军，直如狂潮烈火。各地皆名额爆满，势不可遏。当年从军青年，今已耄耋老人，百年回首，真情如昨日也。其实如抗战再打八年，这种青年爱国之情，也不会随时间消灭的。这实在是当年日寇侵华，太狂妄、太无理，所激发出来的敌忾之气，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抗战八年，说穿了就靠这股气维持下去的。而这种民气则非当时“低调俱乐部”诸公，所能体会和掌握的了。他们自认为聪明理智，众睡独醒，为国家民族百年之计去通敌谋和，其实是愚不可及。这群边缘政客，在抗战阵营之中，代表性实在太小了，一意孤行，误国误己，怎能不沦入汉奸之列呢？但是这杯致命的毒酒，正如陶公所说，他只喝了半杯，便狠命地吐出了。陈公博、梅思平等，则呷而不吐，最后只有被押上法场，枪毙了事。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岂不可叹？

　　鼎足三分，危而不亡
　　胡适之先生不是曾告我：“他们是爱国者”，何也？那就是汪派人士，像陶高等人，甚或汪氏本人，也确是惧怕抗战，一旦全盘挫败，连重庆也守不住了。那就不如早为之计，向敌谋和，使沦陷区人民，少受点敌人的蹂躏。就是这点“舍身饲虎”的“菩萨心肠”，才使胡适误认他们也是“爱国者”吧。不幸八年抗战的史实，却证明这点想法，并不正确。因为八年抗战史告诉我们，敌军人数有限，他们只能占领我们百十座大小城市，和交通点线。中国无边无际的广大农村，尤其是山区，敌人永远是望山兴叹，无法占领的。因此纵使重庆失守，国府退往西康，或其他深山大壑地区，日军也是永远无法将其消灭的。话说到底，纵使蒋介石的领导集团，被日军彻底毁灭，敌人对当时分散各地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还是无法控制的。例如当时死守大别山的桂系，晋西山区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南岭内外的粤系将领，横断山脉里的川滇等地方军头，青藏高原的诸马等等，你可说是王纲解纽，诸侯遍地，但是日军要加以一一征服，那就非朝夕之功了。这是一桩再造朝代的巨大工程。为此，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张作霖都丢盔卸甲地败下阵去，远道渡海而来的日本军阀，无能力也。这也就是岛国小朝廷与大陆宇宙帝国之规模的分野之所在了。此非不学无术的日本少壮军阀之所知也。
　　总之，日本如打垮了蒋介石政权，那就意味着，东亚大陆，另一次王纲解纽，遍地诸侯，任谁也统一不了。结果呢？隆中一对，国、共、日伪，天下三分，国共彼此长期联合抗日，或彼此“磨擦”，甚或互不侵犯，亦未可知也。这一情况，竟是笔者本人于抗战末期，安徽地区所亲见亲闻。当时投敌之汪派伪政权，对沦陷区人民的照顾，哪里又比老汉奸集团王克敏、梁鸿志，好得多少呢？他们投敌时间有早晚，基本上原是一丘之貉嘛。但是在这个新的鼎足三分的情况之下，倭人想在关内大陆，制造另一个满洲国，也只是田中义一式的梦想而已。中国被逼永远分裂则有之，但是中国不会亡国灭种，则是个铁定的客观事实也。质诸老辈“过来人”，和千万有心的后辈读史者，是耶？非耶？
　　记得，以前在胡适和雷震两先生的鼓励之下，我曾写过一篇论汪伪长文，曰：《恩怨尽时论汪精卫》。我检讨汪精卫这个诗人才子，误搞政治，一生犯了“十大错误”。但是他毕竟是早年殉国未死，功在民族的国民党第一元老。他犯了九次错误，我们国家、社会、人民和历史，都会原谅，让他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是他的“第十大错误”，犯得太绝了。既犯之后无法回头，就遗臭万年了。
　　我也记得，当年报上所载，那位原来颇有点名气的“前北大教授”梅思平，最后被牵上法场枪决时，那种恐惧和瘫痪的样子，真令人不忍卒读。梅思平、周佛海，都是陶希圣一手介绍给汪精卫的。所幸陶氏有一位极重民族大义的夫人，和两个在那疯狂的抗日爱国的情绪鼓舞之下的青年子女如琴薰、泰来者。他们坚决反对他做汉奸，终于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的另一位“北大教授”的爸爸，从火坑里抢救出来。终能名节双全，是如何的难得。他的三公子恒生，这部书不只是为国家留信史，也为他们陶府留下中国百年动乱中的不朽家乘，传之后世。多么难得？

ZT 西南政法大学：风雨五十年

西南政法大学：风雨五十年

南方周末　 　2003-11-27 15:45:53

　　编者按：伴随《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的修订以及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出台，中国法律职业化程度步步加深，未接受系统法学训练的非科班生愈来愈难走入法律职业领域。今天法学院校里的莘莘学子，将是明天打造法治国家的栋梁。可以说，法学教育对中国法治进程的影响从未有今天这么强烈、直接。
　　偏居西南一隅的西南政法大学，曾被称作中国法学的“黄埔军校”，也有人评价它是中国法学教育最成功的典范。解读“西南现象”是法学界的共同兴趣。但今天，这所传统名校因为远离中国的政治或经济中心，她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政策上被一步步边缘化。
　　但西政遇到的问题也是几乎所有中西部高校面临的难题。值此西政50周年校庆之际，我们解读她的兴衰浮沉，或许能为中国法学教育格局提供一个观察的模本，也能为中国20多年来高等教育改革的得失提供一面镜鉴。

　　□本报驻京记者 赵凌
　　2003年9月20日，一场平静的秋雨落在山城重庆。
　　著名的歌乐山下，西南政法大学正在庆祝自己50岁的生日。风雨苍黄五十年。这场绵绵不绝的雨平添一种喧闹中的清冷。
　　西政的50年比任何一个政法院校都值得记忆。这个被歌乐山裹挟的小地方走出了中国法学界的“半壁江山”，他们的名字在今天光芒夺目———20位大法官、大检察官，多位最高政法机关的管理者，数十位影响中国法学的学者。
　　西政创造了法学界传奇的“西南现象”。
　　西南现象的造就者，一位见证了西政风雨历程的古稀老人，在校庆这天却忧伤地说：“我没有一点心情参加这个聚会。对学校我现在只有凄凉，有什么值得庆祝呢？”

　　曾经的宠儿
　　西南政法大学前身为西南政法学院。1953年9月20日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西政合并5所大学法律系而成立。
　　重庆沙坪坝区钟灵毓秀的歌乐山下，庄严肃穆的烈士墓旁，400亩荒坡上，西政就此诞生。这里曾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旧址，是美蒋特务囚禁、屠杀革命者的地方。校史记载，选址这里“正好以先烈们的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培养政法干部”。
　　在这之后的20多年里，学校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发展步伐逐渐缓慢。和所有遭遇“运动之苦”的中国高等学府一样，在“砸烂公检法”、“停办政法院校”的恶浪中，西政被停办近十年。
　　正如西政1978级学生、学者贺卫方所言，1978年恰好是西政50年历史的分水岭。此前的25年历尽磨难，凄风苦雨；此后的25年劫后重生，柳暗花明。
　　泥泞的黄土路、简陋的校舍、机器轰鸣的操场———复办后第一批入校的1978级学生曾被眼前的场景深深刺痛———这就是向往许久的学堂？感情受挫的他们打出了“稀烂政法学院”的标语。
　　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在当时的历史状况下遍体鳞伤的学校得以保全是多么不易。
　　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许多高等院校包括所有的政法学院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被撤销。
　　西政几位资历较深、在运动中饱受磨难的老先生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他们顶着自己头上已有的政治高帽，不止一次地给四川省、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写信，苦苦恳求保留学校。这段历史被西政称为著名的“护校运动”。
　　历时一年的“护校运动”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曲终但人未散。1973年最高人民法院通知西政“三不动”：人员不动、校产物资不动、图书不动。西政以这样的方式得以保全，同时期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等其他4所政法院校均被“五马分尸”。
　　22年后，2000级新生在课堂上听青年教师卢云豹讲起这样的故事：“文革”时，学校的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师被分别监禁，一位老先生四下打听老教师们关押的所在，秘密记下。“文革”一结束，老先生按图索骥，一一找回，西政以最快的速度重建。
　　1978年2月18日，国务院高教部决定将西政列入全国首批重点院校，而且是司法部所属全国5所政法院校中惟一一所重点大学。这个光环让西政人倍感鼓舞。得益于政策的不断眷顾，西政被批准提前于其他政法院校一年恢复招生。
　　西政得以鹤立鸡群并伴随长久的荣耀，西政校友承认那是当年连续的“政策占先”所成就的。当年西政是中国教育管理者眼中的“宠儿”，被戴上“惟一”、“重点”、“最早”这样一顶顶桂冠。

　　“西南现象”
　　“卡车沿嘉陵江溯流而上。我对于江河并不陌生，但是当日的观感却很特别。左面高岸，右面深谷，江水浩荡，烟雾迷茫。此情此景，与卡车上一群胸怀远大、豪情万丈的年轻人当时的心情不是很相配吗？”
　　西政1978级学生、学者梁治平至今难忘1978年到校第一天的情形。
　　那一年和梁治平同时到校的还有夏勇、贺卫方、王卫国、龙宗智、江山、蒋庆、顾培东、程燎原、王敏远、陈泽宪、江必新、张穹、于安、周强……他们成为日后的俊杰。
　　“当时全国总共有5所院校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但西政的人数最多。我们那届同学大概有360多人，我记得仿佛跟一年的天数一样多。”贺卫方笑着回忆。
　　1978年全国共有5所院校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西政是惟一一所单科学院。而西政招生的人数比其他4校的总和还要多。这使得西政日后因“人多”而“势重”———这也是西南能够成为“现象”的原因之一。
　　20多年后，在北京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场面。一次法学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端坐上席，以长辈口吻招呼大家。指点一人，问何校毕业？答曰：西南政法。又问一人，复曰：西南政法。此时有人开玩笑：江老不必再问，你已被西政包围。江老不信，指问：这位中央广播学院的女教授也是？女士一笑：是。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在其所著《从法学引注看中国法学的现状》中开出的国内法学学者“大名单”——近乎一半出身西政。
　　有人评价说，西政的“新三届”（1978级—1981级）是中国法学教育的成功典范。他们的学术或政治成就对中国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所谓“西南现象”的大致含义。
　　西政毕业生遍布中国司法实务界和学界。翻开几所重点大学法学院的名录，西政血统的教授不在少数。现在的西政学生常经意或不经意地在闲聊时说上一句：“最高法院一半人是西政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在为西政1979级学生邱兴隆的博士论文作序时写道，“我对西南政法大学情有独钟……似乎歌乐山有一种仙气，从歌乐山走出的学生都有一种成仙得道的感觉。”

　　感恩母校
　　贺卫方说，在那个时代，学校对批判和论辩精神“表现出了非常可贵的宽容”。当年有一些同学常常跑去重庆最中心的地方解放碑，向群众发表演讲，告诉大家“中国应该朝何处去”。
　　西政1979级学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回忆，有一段时间，端着饭碗，看看教室、食堂红砖墙上张贴的各种“大字报”一样的文章，是一种享受。以当时之认识，墙报上有些观点真是惊世骇俗。
　　曾经有记者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夏勇，你在北大、哈佛学习过，哪位老师对你影响最大？夏勇说是西政的杨景凡和林向荣老师，他们在学界并不十分显赫，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最多。
　　西政1979级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至今记得手捧学校油印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时的激动。西政1978级学生、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宫晓冰说，西政所幸之处就在于教师没有离散，图书资料没有流失。“学校保留了一批当时在全国法学院系有名望的学科带头人。图书馆保有的图书数量在当时各政法院系名列第一。”
　　20多年后的一天，已经成为知名学者的梁治平感慨：“同今天的许多大学相比，我的大学简陋、残破和狭小得不宜称为大学。但那确确实实是我的大学。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曾经把一段青春留在了那里。我的大学之所以无愧于大学之名，是因为她保有一种开放、自由和平等的精神。我曾经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学习和生活，在其中成长，了解世界，认识自己。”

　　教育改革下的节节失利
　　当西政毕业生们带着西政人特有的荣耀和情结努力生活和工作的时候，他的母校却遭逢1990年代后连续的变故。
　　直到1990年代中期，西政在法学教育中仍保有傲视的姿态和实力。西政1979级学生、毕业留校任教的张绍彦回忆，“1993年到1997年是西政发展最快、步伐最大的5年，也是人气最旺、最有生机的5年。那个时候，学校哪个老师出了著作，发表了有影响的文章，全校师生员工都会议论、称誉。虽然老师们心里也有对学校的很多不满，但能感觉到当时那种向上的气息，感觉到自己是在大学堂里。”
　　那几年，在中央“把中国政法大学建成我国政法教育中心”的指示下，中国政法大学也在迅速崛起。但在西政学生眼里，中政大不过是“天子脚下一朝得势的暴发户”———它的学术影响力与西政无法比肩。
　　1997年底“211工程”的失利是西政困境的标志。“211工程”是1995年教育部提出的重大构想———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宏大工程。
　　司法部当时所属的院校只有一个进入“211”的名额。时任西政校长种明钊说，那两年他只顾得拼命创造条件以符合“211”标准，学校为此扩大招生数量，也建立了一些虚设机构以“充实”学校规模。
　　西政最终没有进入“211”。“作为一个单科类的学校，有些规模是很难达到的。”种明钊至今无奈地说。失利不仅意味着两年辛劳的白费，更意味着将不能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钱对这个学校太重要了。种明钊说，当时每年2000万元的财政拨款，70％用来发工资，“科研投入、学校建设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中国政法大学最终也未能进入“211”，这让西政多少有些平衡———这至少说明了西政并没有被超越。
　　失利后的西政并不知道，一场更大的变故正等着自己。
　　1999年末，西政校园开始传出这样的消息：西政将被并入重庆大学！“我感到家园被毁了。”一位远在北京的西政毕业生说出了闻听此消息时的刹那感觉。
　　“高校合并”是当时中国教育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1997年，高校“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推出，改革的目标是组建多科性、综合性大学，提高高校综合实力。那个时期，有人惊呼：“中国高校合并疯了！”
　　西政将被合并？最为震惊和痛心的是那些曾为西政的建立和复办付出全部感情的老教授，以及那些留在母校任教的1978、1979级学生———“西政没有了？！”
　　时隔25年，西政又上演了一场“护校运动”。西政最终被保住。他们觉得西政的精神在这场运动中得以传承。
　　据说，这场护校风波甚至震惊了公安部、司法部和教育部，由三部派大员赴渝解决。
　　沉浸在护校成功后的亢奋中不到一个月，改革再度袭来，西政遭遇了校史上最大的变故———下放重庆管理，由全国性大学变为地方性大学。“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一位西政的老师至今不解。
　　当年国务院规定大多数部委不再具备教育管理权，部委所属的一些著名院校与部委脱钩，或者并入教育部所属院校，或者划归地方。此举的目的是改革中央和地方的条块分割体制，避免大量重复建设。
　　在这次部属院校改革中，中国5所政法院校的命运各不相同：中国政法大学是最大的受益者，成为政法院校中惟一被整体划归教育部管辖的高校。中南政法学院与中南财经大学合并，成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学院而存在，由教育部主管。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和西南政法大学被下放地方。
　　下放前夕，学校领导到北京四处请求“收留”———教育部不要，司法部不要，公安部不要。校长田平安激动地质问相关人员：你们了解西政的历史吗？！
　　奔波和恳求没有改变西政的命运。从此下发给西政的文件以这样的形式开头：重庆市西南政法大学。
　　报纸上开始看到：“重庆的高校要立足本市，主要为本市培养人才。”重庆市内招生的名额开始增加，这所曾经汇集各地学子的校园到处充满了川音。

　　那些离开的人
　　学校开始走人了。开始是零星的，后来成了规模。
　　1997年下半年，在西政呆了14年的张卫平萌发了下海的念头。1979级的张卫平1986年西政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7年已是博导的他在法学界颇有影响。
　　张卫平说，当时西政的问题在于已经形成这样的氛围：离开西政就是一种成功。见面老有人这样问：怎么还在学校，你还是有能力的嘛。
　　2000年前后，中国法学教育的重新布局和法学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使得法学人才的市场化开始显现。各大学四处挖人组建或者充实自己的法学院。西政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2001年至2002年，西政人才地震。一年多时间，8位青年教授离开学校，4位青年博导调离。这些人都是西南学术的代表人物。
　　全校师生、西政校友、法学界大为震动！有人惊呼，这何尝不是又一“西南现象”？！“西南现象”20年后再度轮回，不过却是聚与散的分别。
　　邱兴隆因为带走一批人前往湘潭大学，被一些人视为“伤害母校最深的人”，甚至被称作西政的“叛徒”。邱对此表示反感，“人才流动是好事，何必总是说流失呢？这是个观念问题。”
　　1978级西政学生、法理学教授程燎原的走最让人惊讶。熟悉他的师生说着同样的话：“连程燎原都走了！”被西政老师们私下里视为精神领袖的他，是一个学术扎实、与世无争的学者。
　　离开西政两年后，远在湖南的程燎原说出了他离开的真正原因，“这是一个伤心的话题，我常常不愿谈起。”
　　2001年，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看到学校的此种情景，程燎原倡导同仁们商量如何帮助学校渡过危机。
　　此时重庆有关部门决定安排程燎原出任重庆市某司法部门要职。考虑再三后，程燎原放弃了这个从政的机会，打算继续自己的学术。程的举动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他的故事在校园里被传为佳话。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选择留下却使得学校领导大为不满。“或许是因为我的不识趣破坏了他们与上层的良好关系，学校感觉到了工作上的被动。”程燎原至今也是猜想，“我感觉到自己即使想安心做学问也变得困难，到后来发现只有离开。”
　　2001年4月，程燎原离开生活了24年的西政远赴湘潭。
　　听到程燎原要走的消息，在黑暗的办公室里，王人博呆呆地坐了几个小时。在西政，他和程燎原互为知己，也是最好的学术搭档。他们合作完成的《法治论》在学界引起轰动。
　　在学校中层干部大会上，王人博流下了眼泪，“程燎原走了，我可能也呆不久了。都走了，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2003年，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台上，面对陌生的学生，王人博常常忍不住说起西南，说起他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他总想倾诉。
　　他说，我一直把西政看作是我的家。在西南政法，我生活了23年。23年，那可不是人生的一个瞬间。
　　当所有的家当被装进行囊的时候，当送别的学生泣不成声的时候，当北京的风沙吹打双眼的时候，王人博说，“我时时感到离家的凄凉。”

　　内外交困中的西政
　　2002年，有关机构做出中国法学教育排名，西政位列12，前12名除西政和中国政法大学外，全部为综合性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排名第五。
　　校园因为师长的离去倍显空寂。西政校园网的BBS上弥漫着愁绪和悲愤，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西政的衰落”。探究衰因成为西政学生共同的命题作文，诸如“西政之死揭秘”的分析文章不断抛出。
　　西政的校友们也忧心地遥望着母校，他们中很多人所执教的学校，其影响力和地位早已超过了母校。
　　和一些国家重点扶持的全国重点大学动辄几个亿的投入相比，西政每年的财政拨款为5000万元。现任校长龙宗智说，“我理解国家需要几所学校去成为世界一流。但国家也不能忘记还有使公办院校得以维持下去的责任。”
　　张卫平就坦言，他到清华，看中的是北京地理优势和名校品牌优势。他认为北京的确是做学术最有利的位置，能体现学术研究上的“马太效应”，“我的感觉是，在京外打十枪，也不如在京城发一弹。”
　　1990年代中期担任西政校长的种明钊早已感觉到：在北京办一件事需要五分的力，在西南就得需要十分。
　　离开西政的人大抵朝两个方向走：北上和南下。北上是为了学术的提升，南下是为了生活的改善。西政太尴尬，提供不了精神也提供不了物质。闭塞，这个曾经成就西政踏实作风的因素，在今天却带给它最致命的伤。
　　“学校给不了他们50万，也不能保证他们住上三室一厅。”一位西政的老领导因为留不住人颇感无奈和委屈。西政一位老师至今记得自己为买房到处借钱的穷酸样，“甚至都向远在北京的同学开了口”。
　　1997年、1998年，时任校长的田平安发现学校居然出现了给本科生排课排不下去的情况。一些老师托人求学校少给自己排课，那时多数老师都在外面兼课挣钱。
　　西政人才流失最汹涌的时候正是田平安任内。“一些走掉的人事后对我说，离开是因为看到我和其他校领导长期的矛盾斗争。他们很寒心。”卸任一年多的田平安坦率地说。2002年4月，校长田平安和党委书记李国林分别被免去各自职务。重庆市委有关领导在学校的教师大会上表示，“这一届班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
　　西政也是田平安的母校，他说他至今最喜欢的学校还是西政。

　　能改变的和不能改变的
　　2001年，一场全国竞赛西政拿了冠军，在赛手归校的报告会上，有一句话赢得了满场的掌声：“我们太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我们的实力了。”
　　曾经对西政的谩骂在西政厚重的历史面前尘埃不起。而现在一场比赛的胜利，一句辛酸的话，体育场内激动的学生……却在昭示着一个让西政学生倍感失落的事实：西政的历史，西政的实力，西政的精神正在被他人所忽略，淡忘。
　　2002年，诸多老师纷纷离去……我们始终不明所以。惊疑中，种种猜测纷纷浮上来……猜测的声音后来渐小，而怀疑却成了西政学生的一种可贵的精神——怀疑我们的所学是否能和他人一比，怀疑地处偏僻是否真是西政的劣势，怀疑学校制度，怀疑校领导对教育是否口惠而不实！上个学期，换了校长。西政的学生仍在怀疑，而这种怀疑已成了一种思考方式。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如何使西政再度强势。
　　这是西政BBS上一篇著名的网文。
　　龙宗智就是在这种怀疑中走上了西政校长的岗位。西政是他的母校。来西南执政前他在四川大学任教，已是一名知名的学者。
　　龙宗智最终临危受命是因为“还是想做一些事情，看自己能不能承担挑战”。
　　他深知目前西政的艰难。“由地方来办全国重点大学本身就很矛盾。全国性的大学本应由国家来办，现在交给地方，地方也有压力，作为学校无论是从地位上还是经费投入上都受到影响。”
　　“地处这个地方，靠什么留人，这是西政的难题。虽然现在教育并没有完全产业化、市场化，但教育人才实际上已经市场化了。”龙宗智认为在这种无序的竞争中，最先受到伤害的就是中西部的院校，“这些学校财力总是有限的。”
　　有些东西是一个校长可以改变的，有些则无能为力。后者成分似乎更大，特别是对于一个被边缘化的学校。
　　一头白发的老校长种明钊1953年来到西政读书的时候，正是学校挂牌之日。当了这么多年的校长，他深感在中国当校长的艰难：“到底什么决定着学校的命运？以西政为例，是不是重点大学，是不是进了‘211’的重点大学，是不是全国性大学，所在的城市是普通城市还是直辖市？重庆如果不是直辖市，西政的处境可能更惨。”
　　当种明钊把自己的困惑说给加拿大学者听时，加拿大人惊呼：“你们中国太复杂了。”
　　一些西政学生把龙宗智比做普京，西政则是俄罗斯———一个没落的贵族。龙宗智说，我并不那么强硬，我习惯一点一点地改变，“我希望在自己的努力下，能重建西政曾有的对中国法学界、法学教育界的重要影响。”
　　2002年7月，学校出台政策，最高拿出50万元引进高层次人才。2003年7月，西政被授予全国首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一些曾经离开的老师已经回来了，一些人即将回来。浓雾深锁的歌乐山，黄叶翻飞的校园。西政在慢慢透出复苏的气息。

ZT 美国因何强大：感受美国十大财产

标题：(ZT): 美国因何强大：感受美国十大财产

作者:秦朔

离开洛杉矶回国的日子早就定了。可是，不知怎的，临走前老是有一种幻觉，似乎那不是真的。直到波音777起飞那一刻，我才在心里对自己说：回家了。大洛 杉矶的满城灯火从机翼下快速消失，我想着这一年的酸甜苦辣，突然有一股莫名的伤感。我不知道这段经历能在多大程度上长进我的生命，或者，经过时间的淘洗， “美国”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外在的名词，失去我们附着在上面的那些青春故事。但此刻，却真的有些不舍。

美国，美国，我们曾经去过。飞机很快飞离北美大陆，机舱里也熄灯了。许多鲜活的面孔和情景从记忆里毫不费力地跳出来，又一次闪闪烁烁。我知道，在中国有很多朋友等着我讲美国故事，而回国后我的写作也将很快转向中国故事。现在，也许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吧，趁着感性的热度，让我再讲一次，美国。

美国？用一个字去形容它，是什么？在英文里，会有不少答案。去年美国国庆前，《纽约时报》曾就这一问题访问了数十位普通美国人，刊出了一个整版的答案，从freedom(自由)到chance(机会)、dream(梦想)、wealth(富裕)、immi grant(移民)，不一而足。但要从中文里找一个字来形容，并不容易。我想过很久，想到了这么一个字：秀。

独领风骚与独特使命

“秀”是强大出众。全世界都承认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尤其在经济、科技、军事、体育、流行文化等方面独领风骚。美国敢在国际舞台上称王称霸，主要就是因为它有高人一等、木秀于林的强大资本。

“秀”是独特使命。多数美国人把人类发展看成一条直线，自认为美国始终在最前面，始终是新的开端，美国方式(American Way)始终代表世界未来。美国人愿意相信，美国赋有特殊使命，不仅仅是为了富强，而且是“为了上帝的某种旨意 ”。最早的欧洲移民就是带着对新世界的美妙幻想和传播基督教信仰的热忱，来到北美大陆，要在这块从来没有诞生过国家的土地上创建一个新的国家，“信奉自由并献身于所有人生而平等的主张”(林肯总统语)。这个国家应该成为“圣战者，人民的斗士，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基本权利的捍卫者，自由世界和人权的维护者”(学者James OliverRobertson语)。尽管现在许多美国人也对这种幻象嗤之以鼻，美国对其它国家人民基本权利的多次无理干涉更遭到世界多国的抵制，但作为对“国家使命感”的基本解释，它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动摇。

把人生当成表演

“秀”是人生态度，人生被定义成“为了梦想和兴趣而展开的表演”。很多中国人跟美国人接触，都感受到他们热爱生活，充满自信，乐观开朗，喜欢相互赞美，甚至有些夸张，像是在表演。中国人比较内敛，一个得到A-成绩的中国人，远远没有一个得到B＋成绩的美国人快活。美国人的生活和工作态度里带有很强的表演性，总想把生命中好的、积极的、光明的、勇敢的一面展示给别人看，自己看，大自然看，并在这表演中让生命潜能进一步被激活。从早期西部牛仔单枪匹马的冒险，到今天年轻人热衷的冲浪攀岩；从家家户户对门前花园、灯饰的精心装扮，到各种节日或公众活动中人们的全情投入和参与精神；从美国人迷醉的橄榄球比赛和好莱坞大片，到已成为民族骄傲的众多白手起家的创业神话……你会情不自禁地感受到美国式的人生观，人生不是被动的追随，而是主动的选择；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创造；不是人云亦云的服从，而是自我实现的表演。在纽约，我和一位大学同学相聚，他混在美国5年多，几经沧桑，现在还在漂泊，但精神状态却比在上海一家大报社工作时振奋积极得多。当晚他推荐我去看了一部名叫《Cast Away》的电影，描写一个美国邮递员在一场空难后，漂流到太平洋的某个渺无人烟的孤岛上，一个人顽强地生存下去，并在4年后获救。这正是真正的美国精神的精髓：只要有信仰(片中邮递员的信仰是他的爱情)，只要不向外在的压抑人的力量屈服(片中的代表是自然界)，生命的篝火永远不会熄灭，只会越燃越旺。



铲除特权才能普及人权

“秀”也是规则体系。英文中Show(“秀”)的意思是表演，演出。演出就需要演出规则，剧场规则，就像宗教需要仪式。美国号称“机会之国”，对机遇的承诺非常民主，“人人都有可能成功”。因此，也就更需要人人都能参与、而且人人平等的游戏规则。铲除特权才能普及人权，自由社会的规则恰恰是，谁都不能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从遵守交通秩序和排队这样的小节，到总统竞选这样的大事, 都有成文或不成文(但成习惯)的规则。戈尔在宣布竞选失败的电视讲话中说：“ 所有法律学院的图书馆都有这样的座右铭：‘不服从于人，必须服从上主和法律。’这是美国自由制度的最高原则，亦是我们民主自由的泉源。现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已作出裁决。我毫不含糊地表明：虽然我极不同意法院的决定，我仍然愿意接受。”

在我看来，2000年大选的最大赢家正是戈尔。多年以后，他的这句“毫不含糊地表明”，将和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许多名言一样被纳入美国文化的经典。


永远延续的创造

正是因为有独特的使命感，有充分的表演欲望，有完善的保障个人演出权利的游戏规则，美国这200多年的历史，没有大的社会冲突和长期的震荡，基本上是在建设性的轨道里不断上升。概而论之，在美国，“秀’是无处不在、永远延续的创造。纽约百老汇的歌剧秀，NBA的明星秀，拉斯维加斯的建筑秀，硅谷的创业秀，大选中的政治秀，千奇百怪的商业秀、产品秀、展览秀、景观秀……也许你在价值判断上并不认同很多“秀”背后的观念，但你不能不赞叹其中的想像力、创造力和那种演什么像什么的惊人表现力。去年微软公司创办25周年庆时，《今日美国报》记者采访比尔•盖茨，问他对美国政府决定分割微软有何看法，他口答说：“撇开这宗诉讼不谈，这仍是一个利于创业的伟大国度。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激，远胜于这宗针对我们的官司。”此语绝非矫情。如果不是美国政府从1969到1982 年长达13 年对当时的计算机霸主IBM的反垄断官司，压得IBM不敢排挤或收买微软，微软很难说能有今天。大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都有垄断性，美国通过一套制度化的调控措施，为后来者、新到者、乃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贫弱者，都留下适合的发展空间，让今天的弱者有机会在未来变成强者，让小公司变成大企业，让平凡人的梦想有一天能在现实的舞台上飞翔。

每一个国家都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在人类的舞台上表演。“美国秀”并不完美，而且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经常是****，但客观地说，在20世纪和可以预见到的21世纪的相当长时间里，美国秀都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秀”、“ 民族秀”之一。只有正视它，深入地观察官，研究它，学习其中的积极因素，我们的“中国秀”才有可能后来居上，真正崛起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世界民族之林。

下篇：美国的十大财产

三种资本

在美国，经常在想，美国领世界之先的原因是什么？换一个角度，美国称霸世界的资本或说财产是什么？我看到一种提法，任何社会都由三方面构成，就是hard ware(硬件)、software(软件)和people ware(人)。我的理解是，“国家硬件 ”主要指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以及物质层面的设施、装备、技术条件等；“国家软件”主要指国家一切领域的规则系统、运行机制；而people ware主要是指人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和文明素质。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也就是一个社会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谈到：“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制度的原因有三：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按贡献对它们分级…… 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自然环境是一种物质资本，法制是一种社会资本，民情则是人力资本。托克维尔说：“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墨西哥照搬美国宪法，并未使墨西哥富强，原因就在于“缺乏民主的民情”。

美国能长期稳定发展，我想是上述三个方面的基础相对都比较好，相互协调促进而不是相互抵消破坏，才使这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傲然于世。

根据在美期间的观察，我认为美国有十大财产(资本)助其成就了大业。

优越的“空摇篮”

首先，是优越的自然环境。两个大洋夹着一个大陆，地大物博，得天独厚。凡是在美国生活过的外国人，一经和原住地比较，很少人不为这片土地的辽阔与肥沃而感叹。160多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曾经这样评价美国的外貌：“陆地和水系，山岳和河谷，都布置得井井有条。在这种简单而壮观的安排中，既有景物的杂陈，又有景色的多变……那些十分适于经商和开工厂的海岸，那些深水河流，那个用之不竭的密西西比河大河谷，总之，整个这片大陆，当时好像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我们住在加州，加州是美国人口第一州，每当我们从洛杉矶驱车外出，南到圣地亚哥，北到旧金山，随处可见一望无际的牧场、果园、空旷的原野，人却很少。至于其他的州，尤其是北部、中西部、南部，有的同学开车旅行，几天都在森林或旷野中穿行，除了加油站和汽车旅馆，很少见到人烟。加州海域富藏石油可至根当州长时签署命令，不准开发。美国北部森林资源极其丰富，也立法不准开采，很多纸张和造纸用木浆都是进口。克林顿卸任前又把很多森林列为保护区，说要把资源留给子孙后代。美国自己有资源，捧着金饭碗却向别国要饭吃，进口人家的资源，是很有长远打算和战略眼光的。

两种自由并行的历史

第二，是年轻的历史，和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历史机遇。我们知道，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动力。经济自由的最好表述是1776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政治自由的代表作则是同年7月4日由北美大陆会议通过的弗吉尼亚人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其中最著名的段落是，“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究竟是自由选择了新大陆，还是新大陆人选择了自由？无论如何，美国成为历史上能够将两种自由思想同时付诸实践的少数国家，而且是开国之始就走上了新轨道，美国历史就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指出：“19世纪，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美国甚至比英国更繁荣。它以清白的历史开始：阶级和等级的杀毒较少；政府的限制较少；而土地则较为肥沃，人们可以去努力开发，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等待着人们去征服。”到了20世纪，美国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尽得其利而少受其害，战后一举奠定霸主之席。

限制权力之政

第三，宪政体制。美国人把宪法、橄榄球和爵士乐看成“上帝赐予的三大礼物 ”，宪法是保护人民自由之法，宪政是限制政府权力之政。在美国国内，政府权力被横着竖着切得七零八落，还要时时受到新闻媒体和社会团体的压力；而社会上的犯罪嫌疑人却享有许多宪法保障的权利，聆讯时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要求律师在场，如果没钱请律师，政府还要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在20世纪前30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霍尔姆斯说：“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

前面已经提到，美国立国之初就致力“献身于所有人生而平等的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上个千年最伟大的法律创新(它始于英格兰的普通法法庭上，所有人被看成是平等地创造出来的。这种身份平等观导致了契约自由及交换经济的发展)。而谁都明白，要真正实践这一主张，障碍不在普通百姓，而在掌权者。权力的集中是对平等和自由的最大威胁。所以，要落实“人生而平等的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监督政府权力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真正爱国的表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保障，恰恰也是因为它们在监督政府权力方面的独特作用。希尔斯曼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中写到：“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

在建立宪政制度方面，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开了个好头，坚决摈弃“人治”而选择“法治”。在他1796年的总统告别演说里，他深情地说：“我怀着欢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实现的退休之后，能与我的同胞们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治下完善法律的温暖这是我一直衷心向往的目标，并且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相互关怀、共同努力和赴汤蹈火的理想报酬。”在华盛顿看来，打天下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永远坐天下，而是为了和人民一起创造与分享“自由政府治下完善法律的温暖”，并把这种温暖视为“赴汤蹈火的理想报酬”。

全盘透明的社会

第四，法治社会。我们在美国这一年，正是大选年，天天看电视报纸，不能不承认其闹而不乱，闹中有序，这个“序”就是法治的秩序。无论是行政系统的僵局最终交由司法及立法系统解决的过程，还是候选人在漫长竞选中尽量依法说理，以及政府和社会的运作一如往常，都可以看到法治的威力和魅力。权威的民意调查也显示，75%的美国人相信联邦大法官会公正处理，而最受信任的政府机构也是联邦最高法院。

守法意识表现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很难“走后门”。我们一位美国老师的小孩想上一所好一点的小学，而小学校长正好是她的学生，学生说，按规定，她女儿只能在某某学区就读，爱莫能助。我们学校有一大片桔子林，却设有人去摘成熟的桔子。高速公路有些地段的内道留给乘客在两人以上的车子，鼓励“一车多人”。即使外面几条大道大塞车，内道空着，也没有谁走这条捷径。

美国人极其珍惜自己的信用和守法形象，像酒后开车这样的事情，一旦被警察发现记录下来，就会载入你的“社会安全号”档案里，下次买汽车保险会被多收费，申请新工作时得先注明过去的过失。你的一切违法行为都会被记在“社会安全号 ”里，跟你一生。在旧金山，我问一位投资顾问“在美国欠债不还怎么办”，他听了很吃惊，说“那是不可能的”。首先，私人和私人之间基本上是不借钱的，因为你要借钱可以找银行，只要你有信用，银行会借给你。所以一般美国人就算有钱一次性付款买车，也会分期付款，为的是建立个人信用，以后买房时能贷到款。其次，公司和公司之间，做生意的前提就是请穆迪、邓白氏这样的征信公司调查对方的信用，你在欠债不还的同“黑名单”里，没有谁会再跟你做生意。最后，还有法庭的处理。我们广州的访问学者回国前的一大事情，就是跟电话公司联系，将end bill(最后账单)寄到朋友那里，先预支一笔钱在那里代交。道理很简单，你逾期不交钱，个人记录就有污点，将来想再到美国访问，签证都拿不到。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当然，前提是，法律的制定过程是民主的，法律是能够保障人们的正当利益的，法律面前也必须是人人平等的。

活力之源

第五，市场制度。选择自由企业制度，走市场经济之路。美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市场是实现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机制，是经济的活力之源。比如，对美国农业的研究指出，美国建国早期，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要用95%的劳力养活全国人口并提供余粮以换取外国货物。在美国农业获得迅速发展的大部分时期，政府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人们可以得到土地但却是些以前什么也不出产的地。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建立了一些由政府赠与土地的农学院，它们依靠政府的资助传播信息和技术。“但是毫无疑问，美国农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在自由市场上发挥作用的个人积极性。这个自由市场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当然，可耻的奴隶制下的奴隶是无法进入自由市场的。而最迅速的增长是在废除了奴隶制以后。

千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自由地为自己而劳动，其中有些是独立的农民或工商业者，有些则按照相互协议的条件为别人工作。他们可以自由地试验新技术试验失败的风险由自己承担，试验成功的好处归自己所有。他们得到政府的帮助极少。更重要的是，他们遭到政府的干涉极少。”(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今天，美国只用占人口不到5%的劳动力就养活了全部居民，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文明的中心活动

第六，管理水平。管理大师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经说过，“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思想是继“联邦主义者的文章之后美国对西方思想最持久的贡献”。

1966年，《财富》杂志指出：“在1900年几乎不被承认的管理工作，已经成了当今文明的中心活动。”

从最早期的科学管理，到今天的知识管理，美国成为世界上管理观念、管理知识、管理技术积累最多、应用范围最广的国家。管理水平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基础，而且是整个国家的无形法宝。我的一位朋友曾到洛杉矶市政府实习，他最感叹的就是政府的一切决策都严格按科学管理原则和程序处理。比如，某地段要在地下铺水管，究竟怎么布线，管子的直径是多少，都要有调查数据支持，如当地现在的人口，未来人口，现在排水量，未来排水量预测等等，都用电脑模拟，选出最佳方案。美国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几十年不变，仍应付自如，关键就是靠科学管理而不是长官意志。近年来，推动美国管理水平提高的最大动力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沃尔玛这样的零售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甚至超过了五角大楼。技术隐含着也催生着管理的新思维，如软件思维方式，互联网思维方式。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多谈。但我敢肯定，美国的企业管理、社会管理、国家管理水平正在实现新的飞跃。

倒金字塔结构

第七，教育为本。2000年总统大选，辩论的两大焦点是基础教育和医疗保障。小布什的一张王牌就是他在得州对中小学教育的推动。我们一些同学的孩子在洛杉矶上小学、幼儿园，感到美国的基础教育确实存在问题，如小学是一个老师教一个班的所有课程，各科水平参差不齐。但美国教育的普及程度很高，国民基本的文化素质很不错，而且美国的教育是越往上水平越高，研究生教育水平最高，吸收了全世界的青年精英，属于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美国一流的大学多为私立，历史悠久，有9所大学创立于建国之前，最早的哈佛大学1636年创立。美国人乐善好捐，而最大捐助对象，无外乎教育、教会和医疗。美国多所大学都由私人捐助成立。

到1999年底，哈佛的捐助基金已经达到192亿美元。我到哈佛商学院参观时，获悉在这里读MBA(工商管理硕士)一年的本费用(模拟出的全部开支)超过5.1万美元，但85%的学生能够获得主要由MBA系友提供的奖学金，花旗银行更承诺，凡是哈佛商学院录取的MBA，没有任何前提条件地给予贷款。

教育是立国之本。培养具有创造力、独立思考和操作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的国民，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美国的学校非常独立，不受政治干预，被看成一块“特殊的区”。杰斐逊说：“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绝办不到。”另一位学者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像美国一样建立了那么依靠人民高度文化程度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1999年，美国教育总投资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7%，达到6350亿美元。


稳定靠什么？

第八，社会改良。“美国不会有社会革命，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进步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这是胡适当年的判断。任何社会内部都有矛盾，美国通过系统化的调节修正，使劳资矛盾、种族矛盾、贫富矛盾等社会矛盾得到缓解或消解，避免国家陷入暴力的、无序的、冲突动荡的环境中。美国历史上很少出现严重的自我破坏。自己不折腾自己，不乱自己，别人就很难弄垮你。

美国的社会改良工程，是在不断回应社会矛盾挑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既包括政府在税收、医疗、卫生、居住条件、救济保障、社会服务、劳资关系等方方面面的措施，也依赖于广泛的社会力量，如形形色色的非赢利社会服务与救济机构、各种慈善基金会、志愿者组织、教会、传媒等等。我读的是MPA(公共管理硕士)，班上好几位美国同学都在非赢利组织工作，它代表着社会的某种声音，承担着社会的某些职能。去年，盖茨基金会的慈善捐款比美国政府的慈善投入还要多。1 889年，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在探索处理财富途径的文章中写到：“应该好好记住，赚钱需要多大本领，花钱也需要多大本领。唯有如此才能有利于社会。”富人的慈善举动当然有宗教信仰的驱动，但客观上确实缓和了贫富之间的张力，有助社会的稳定。

美国生活方式

第九，文化财产。奥斯卡，NBA，Barbie娃娃，迪斯尼，yahoo，可口可乐，麦当劳，万宝路，托福，CNN……借助强大的资本优势和传播优势，美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风向标，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美国瘾”，向往美国生活方式。美国在文化贸易方面，恐怕对哪个国家都是大大的顺差。而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

素质，人的素质！

第十，公民素质。言谈举止，行为方式，遵纪守法，参与公益……在美国，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感受到美国人较高的文明素质、公民素质和自我管理、自主管理能力。我们的一位导师，圣诞节那天忘了把自家庭院里的灯饰通电，他从教堂回家后看到邻居家的院子灯光美丽，心里十分不安，因自己没有给社区做出和他人同样的贡献而沮丧了很久。很多美国人建房子，都会征求邻居意见，惟恐破坏了小区的整体风格。如果你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大家都乱来，以恶对恶，以乱对乱，那么结局肯定是社区环境越来越差，房屋贬值，有点钱的人搬走，再搬来一些更乱的人，大家都是输家。

托克维尔曾经指出，美国的乡镇自治传统(乡镇精神)是人民主权和公民自由原则的根源。美国民主的民情扎根于新英格兰地区的乡镇自治制度。“这个早在 17世纪开始形成，后经基督教新教的地方教会自治思想培养壮大起来的制度，促进了美国独立运动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积极参加公共事务的觉悟，并为后来被联邦宪法肯定下来的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制度奠定了基础。”(毛寿龙语)当时美国乡镇的人口规模大约在两三千人，实行直接民主。行政官员被选举团选出和任命后，都要按照居民事先通过的规则办事。若想更改，就要找个日子召全体选民大会讨论和表决。托克维尔写到：“新英格兰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机体内部的专制迟早会重新冒出表面。”

美国的民主经验说明，民主建设和公民素质之间有一种同频合拍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公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法律未必有法治，因为法治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经验政治以及社会、文化上对法治的接受，而不是法律自身。同样，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因为宪政主义的作用如何，最终取决于公众对宪政主义的接受和愿意付诸实施的程度。

回到中国

这篇文章已经写得太长，虽然我力求缩略。本文的角度侧重于美国今天之所以富强的积极面因素，而要完整地认识美国，还需要了解美国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文化问题乃至危机，以及为什么美国在国际舞台常常是不讲民主的。这个侧面，本期策划的后面两篇文章里有深入的探讨。

在美国时，我发现美国人很喜欢问外国人，“Do you like here？”我不止一 次地回答：“Yes，I like here，but it is not my home。I love my homeland。”

热爱和喜欢是两个概念，虽然爱有时会很痛。如果说喜欢只是一种外在的欣赏，那么，热爱，才是情感上真正的归属和认同。

中国正在发生而且已经发生着伟大的历史变革和进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事实上一直在发生，尤其是这20多年。每个人只要回味一下今天和昔日个人在思考和言说方面的变化，都会承认这一经验事实。今天，中国将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人民需要对政府更多的理解，政府需要对人民更多的信赖。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更伟大也更艰巨的变革要求，那么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理性的智慧，更是同舟共济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