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国史谜案的一“家”之言

国史谜案的一“家”之言


南方周末　 　2004-02-05 10:59:19


　　□唐德刚

　　八年抗战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从彻底溃败，到全盘胜利的惨烈战争，实为我五千年中华民族史所未尝有。而在这一战争最惨烈阶段，抗敌全师丧亡殆尽，精华国土，泰半沦陷，亡国灭种的最危险关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经过长期与敌国暗相勾结，忽然背叛祖国，投向敌人，并主动组织伪军伪政府，与祖国对抗。汪氏这一当国叛国的行为，细查五千年国史，显然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宗。可是想不到，汪氏叛国经年，在卖身投敌的最高潮期，与敌寇正在秘密签署卖国卖身条约的前夕，他的贴身亲信高宗武、陶希圣二人，不齿于汪氏的卖国行为，竟不约而同地冒全家伏诛之巨险，秘密逃往香港，将汪日密约公布，使举世为之哗然，合族为之切齿。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如承认伪满独立、日寇在中国驻兵设防等等），亦史无前例。虽石
　　敬瑭、张邦昌、秦桧之流，亦不愿为之也。就在汪伪叛国的高潮期，笔者却正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肄业。以一史学学徒，目击此一现代叛国史演进的实况，虽曾紧跟着追踪不舍，但是对汪氏之为何叛国，如何叛国，以及高陶之何以附逆于前，叛逆于后，却始终不得其解。师友之间，也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是经过其后六十年不断探索，并眼见这段历史之由报章时事的头条新闻，逐渐淡化，直至今日，似乎已变成《国策》、《左传》中的古代历史了。今日在学青年，不细为解释，就不知高陶为何人矣，岂不可叹？

　　第一手史料vs.小道消息
　　记得为追踪这一史实真相，我也曾和当事人高陶两先生详谈过。陶先生当时不愿深谈，这我可以理解，因为那时尚是蒋氏父子当权，在台湾谈如此敏感的事，确有不便也。至于高先生，我和他曾在华府酒吧深夜对饮，暗室私谈竟夕，以后更数度两家联欢，畅谈往事，高君却永远还在“挤牙膏”不愿“倒竹筒”，吞吞吐吐，神秘兮兮地欲言又止。在高君辞世前月，我们更约好为他九秩嵩寿祝嘏，再次恳谈，而高先生却“言明在先”，不谈敏感旧事。方期再加劝慰，促其留下信史，不意高公竟突然作古。真是悬剑空垄，为恨何如？
　　其实日本投降之后，过去史料已全部公开，汪伪与日方“密约”，以及高陶叛汪故事，正如“西安事变”一样，已不再成为秘史。纵是不学如愚，对这两桩史实的评述，亦不下十余万言。自信虽没有为他们全部解密，然虽不中，亦不远矣。笔者并曾为这些敏感故事，直告张学良和高宗武两位先生：这些所谓秘史，虽早已泰半解密，没啥神秘，但此故事如由当事人，作为“口述历史”加以记录，在史学上，则谓之“第一手史料”。同样故事，一字不易，如不经过当事人的亲自认可，而由当代史家径自秉笔书之，因其故事太敏感，过去“小道消息”又太多，传闻异辞，良史劣史，鱼目混珠，往往就真伪莫辨了。所以有责任心的职业史家，无征不信，就要当事人亲口说出，以传后世，如此而已。不是历史家要做阎王判官，或公审干部，非要强迫当事者，去细说真相不可也。

　　有关陶学的见闻
　　当我个人犹为“高陶事件”这一抗战期间的谜案，而作其无可奈何之叹的时候，却于无意中获悉，陶氏的三公子恒生，这位有名的机械工程师，忽然下海当起史学家来，并写了一部《“高陶事件”始末》的巨著。“高陶事件”，按理原是他们陶府家史中，最重要的一桩，足以传之后世的故事。今由当事人的哲嗣执笔，现身说法，虽没有标榜口述历史，而口述历史自在其中，余追踪是项史迹数十年，今有幸捧读，能不大喜过望？
　　首先，陶希圣教授对我来说，原是我的一位未上课的老师。他在北大所开创的“社会史学派”，我自己就是这一新行道的学徒之一。笔者青年期所写的第一篇考据学论文，《中国郡县起源考》，就是一篇社会史学习作。当时个人史学思想，就颇受1930年代“社会史论战”和《食货》杂志的影响。
　　加以陶门高足何兹全教授，在哥大时代，就是我最亲近的学长。1950年代回国之后，他在哥大“中国历史研究部”所坐的那把椅子，就是我接着坐下去的，一坐十年。我们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大致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也认为社会史学，是中国史学一个极重要的新方向。为此当时我曾试图说服胡适老师，不要对这一新方向具有成见，适之先生也曾笑而颔之。
　　后来我到台北参加史学会议，竟然有缘向陶老师亲自领教。并承长者不弃，应约到陶府参加宴会。曾看到客厅壁上挂着有蒋介石亲书的、褒扬陶氏“忠贞”的条幅。其时陶公虽然不愿多谈“高陶事件”，却谈了许多有关社会史学的学术掌故。他也曾含笑对我说，他当年执教北大时，就颇受校中当权派胡适那一伙的歧视，云云。这对我当然也不算是新闻。只是当年的小道消息、第二手史料，经陶氏一说，就变成第一手史料罢了。
　　至于陶家后辈的一门数杰，对我也不算陌生。他们的长姐夫妇二人，也是我沙坪坝时代很受爱重的同学。他们也都是和陈布雷先生的两位女儿一样，以最朴实生活称著的国民党高干子弟。也是对当时五子登科的政府，深感不满的一群。较年轻的晋生家麟伉俪，我们更是同行，相知有年。他们的其他兄弟，包括老三恒生，也都是一批中国传统所谓书香之家的佳子弟，为学各有所成，颇负时誉。
　　恒生虽是位有专业成就的工程师、市场经济中出类拔萃的厂长。但是他毕竟有述文著史的家学渊源，业余治史，根据家庭传统，对高陶故事这桩家史的检讨，亦颇能为国史中的不解之谜，作更深一层的探索，写出其一家之言，令我读来，如饥若渴。高陶事件，如今当事人均已作古。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介石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恒生之书，应该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
　　本书所最可惜的一点，也就是当事人当年的守口如瓶，连恒生之书，对其尊翁，有时也难免于“臆测”之辞（见原稿第六章第一节）。笔者由于侧身于近代中国的口述历史有年，手边史料，与高陶事件有关者，亦微有足述。今且不揣浅薄，略举数端，以为恒生大著作点狗尾续貂的补充，抛砖引玉，希望得到行家更多的指导也。

　　胡适与汪伪派
　　首先要谈的是那位“低调俱乐部”的题名人胡适之和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那些“低调”人士的异同。在汪派人士看来，第一，中日军力悬殊太甚。中国虽被迫不得已而奋起抗战，但是抵抗至山穷水尽之时，尤其在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若论抗敌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若论外援，除苏联的有限军援之外，英美和其他民主国家可说无片甲之赠，而美国的战略物资，且源源注入敌国，此仗如何打得下去？打不下去了，为拯民于水火，就应该对日谋和，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在他们看来，中国如不知己，不知彼，不顾一切，糊涂地打下去，等到西南尽失，国民党政府被迫退入新疆，则国民党势将依赖共产党为生，中国就要做苏联的附庸，其惨将有甚于作日本的殖民地也。（笔者附注：那时国府曾在重庆浮屠关，后改名复兴关，设立了一个“中央训练团”，正在集训文武干部，以事抗战，汪氏曾讥之为“在糊涂关，训练了一批糊涂虫，打一个糊涂仗”，云云）这就是当时汪派失败主义者的心态。
　 胡适那时对战局的悲观，原不下于汪派的低调人士。胡且亲口告我说，“他们（指汪派）是爱国的”。但是胡适自己盱衡全局，却觉得“战难和亦不易”。汪派人士希望把“谋和”与“投降”分开。胡适就棋高一着，知其不能了。高陶两君，还知悬崖勒马，于紧要关头，掉头逃去。而汪氏本人，陷入太深，悔之已晚。他最后虽差免于枪毙的下场，然以汉奸罪名，遗臭史策，也就够惨的了。
　　所以胡适当年虽然也是反战，但是他也知道，求和更难。既能打“就打一下”嘛。能拖，那就不妨慢慢拖下去。并强调要“苦撑待变”。胡之所谓待变者，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迟早必会卷入亚洲战场。一旦美国卷入中日之战，那么“最后胜利”就“必属于我”了。胡适这项消极中的积极，悲观中的乐观，不幸那时的汪派人士，却见不及此也。呜呼。

　　自觉清醒，实是愚昧
　　还有，汪派低调人士之失，是失在他们的共同“次文化”。这批人士只是一窝清一色的都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畏首畏尾的中年白面书生。算盘打得太清楚。在英语上叫作calculative，自觉众睡独醒，考虑周详，以一种单纯的共同语言，你唱我和，自以为是。殊不知处乱世，当大事，往往都是乘势而为之的。孟子曰，“有智不如乘势”，是也。
　　抗战初期，全国上下，激于同仇敌忾之心，大家都忘其所以，而大叫其“抗战到底”和“焦土抗战”。与日偕亡之心，正是普遍的民气，青壮年尤然，军人更是如此。“焦土抗战”一辞，原是李宗仁第一个叫出来的。“抗战到底”，更是全国军民的口号，响彻云霄。这正是军事学上所说的“士气”嘛。而汪氏一小撮，偏要不以为然。某次汪精卫曾问冯氏，“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这在汪氏这个秀才听来，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所以汪副总裁就要向全国广播，呼吁大家要讲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
　　但是像汪精卫、胡适、陶希圣等，头脑太“清楚”的士大夫，在当时必是少数中的少数。在那个敌人疯狂进攻，我们疯狂抵抗的血淋淋全民抗战之际，大家都有其“拼掉算了”之心，哪顾得许多。所以像李宗仁、冯玉祥这样的人，才是当时的绝大多数的绝大多数啊。
　　我全民族在抗倭战争中，那股拼命的精神，是非身历其境的过来人，所能想象于万一也。君不见，我们抗战已抗了七年有半，全民疲窿残疾，但是政府忽然号召“青年从军”，一声令下，全国知识青年之踊跃参军，直如狂潮烈火。各地皆名额爆满，势不可遏。当年从军青年，今已耄耋老人，百年回首，真情如昨日也。其实如抗战再打八年，这种青年爱国之情，也不会随时间消灭的。这实在是当年日寇侵华，太狂妄、太无理，所激发出来的敌忾之气，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抗战八年，说穿了就靠这股气维持下去的。而这种民气则非当时“低调俱乐部”诸公，所能体会和掌握的了。他们自认为聪明理智，众睡独醒，为国家民族百年之计去通敌谋和，其实是愚不可及。这群边缘政客，在抗战阵营之中，代表性实在太小了，一意孤行，误国误己，怎能不沦入汉奸之列呢？但是这杯致命的毒酒，正如陶公所说，他只喝了半杯，便狠命地吐出了。陈公博、梅思平等，则呷而不吐，最后只有被押上法场，枪毙了事。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岂不可叹？

　　鼎足三分，危而不亡
　　胡适之先生不是曾告我：“他们是爱国者”，何也？那就是汪派人士，像陶高等人，甚或汪氏本人，也确是惧怕抗战，一旦全盘挫败，连重庆也守不住了。那就不如早为之计，向敌谋和，使沦陷区人民，少受点敌人的蹂躏。就是这点“舍身饲虎”的“菩萨心肠”，才使胡适误认他们也是“爱国者”吧。不幸八年抗战的史实，却证明这点想法，并不正确。因为八年抗战史告诉我们，敌军人数有限，他们只能占领我们百十座大小城市，和交通点线。中国无边无际的广大农村，尤其是山区，敌人永远是望山兴叹，无法占领的。因此纵使重庆失守，国府退往西康，或其他深山大壑地区，日军也是永远无法将其消灭的。话说到底，纵使蒋介石的领导集团，被日军彻底毁灭，敌人对当时分散各地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还是无法控制的。例如当时死守大别山的桂系，晋西山区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南岭内外的粤系将领，横断山脉里的川滇等地方军头，青藏高原的诸马等等，你可说是王纲解纽，诸侯遍地，但是日军要加以一一征服，那就非朝夕之功了。这是一桩再造朝代的巨大工程。为此，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张作霖都丢盔卸甲地败下阵去，远道渡海而来的日本军阀，无能力也。这也就是岛国小朝廷与大陆宇宙帝国之规模的分野之所在了。此非不学无术的日本少壮军阀之所知也。
　　总之，日本如打垮了蒋介石政权，那就意味着，东亚大陆，另一次王纲解纽，遍地诸侯，任谁也统一不了。结果呢？隆中一对，国、共、日伪，天下三分，国共彼此长期联合抗日，或彼此“磨擦”，甚或互不侵犯，亦未可知也。这一情况，竟是笔者本人于抗战末期，安徽地区所亲见亲闻。当时投敌之汪派伪政权，对沦陷区人民的照顾，哪里又比老汉奸集团王克敏、梁鸿志，好得多少呢？他们投敌时间有早晚，基本上原是一丘之貉嘛。但是在这个新的鼎足三分的情况之下，倭人想在关内大陆，制造另一个满洲国，也只是田中义一式的梦想而已。中国被逼永远分裂则有之，但是中国不会亡国灭种，则是个铁定的客观事实也。质诸老辈“过来人”，和千万有心的后辈读史者，是耶？非耶？
　　记得，以前在胡适和雷震两先生的鼓励之下，我曾写过一篇论汪伪长文，曰：《恩怨尽时论汪精卫》。我检讨汪精卫这个诗人才子，误搞政治，一生犯了“十大错误”。但是他毕竟是早年殉国未死，功在民族的国民党第一元老。他犯了九次错误，我们国家、社会、人民和历史，都会原谅，让他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是他的“第十大错误”，犯得太绝了。既犯之后无法回头，就遗臭万年了。
　　我也记得，当年报上所载，那位原来颇有点名气的“前北大教授”梅思平，最后被牵上法场枪决时，那种恐惧和瘫痪的样子，真令人不忍卒读。梅思平、周佛海，都是陶希圣一手介绍给汪精卫的。所幸陶氏有一位极重民族大义的夫人，和两个在那疯狂的抗日爱国的情绪鼓舞之下的青年子女如琴薰、泰来者。他们坚决反对他做汉奸，终于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的另一位“北大教授”的爸爸，从火坑里抢救出来。终能名节双全，是如何的难得。他的三公子恒生，这部书不只是为国家留信史，也为他们陶府留下中国百年动乱中的不朽家乘，传之后世。多么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