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给市民社会一个生长的空间

作者：阳敏 | 2005-01-30 | 原始出处： 《南风窗》
　　全球享有最高盛誉的社会学家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近期访华，第一站到了上海，随后则是北京。这位曾被拿来与马克思、黑格尔、笛卡儿和韦伯等思想家比较的老人，童颜鹤发，让人觉得易于亲近，但其举手投足间却无不透出定夺的气魄——他拒绝访谈时拍照，他拒绝按照原定的发言稿进行其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他坚信完美的演讲是在即兴中成就。

　　卡斯特于1942年2月9日出生在西班牙的一个小镇，青年时代就读于巴塞罗那大学，并参加了“反佛朗哥”运动，受到镇压，并因此流亡法国。之后，卡斯特卷入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随后开始其第二次的流亡生涯。这一次的流亡，卡斯特“发现”了智利，于是从1970年到1973年间，他在巴黎的法国冬天里教书，然后是智利的冬天，而1973年皮诺切特（Pinochet）政变，让他无法回到智利，这其人生中的第三次放逐。1968年11月，卡斯特在其朋友和学术伙伴、后来的巴西总统卡多索的邀请下，打算好留在巴西一起当教授，甚至准备要当个巴西人，但由于军方介入了大学，驱逐了卡多索和所有巴西知识分子领袖，卡斯特遭遇了他生命中第四次“象征性”的放逐......

　　最终，一度在政治漩涡中翻滚的卡斯特选择了学术之路。他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三卷本之《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文化》，这使得他的名声如日中天，并被称为“虚拟世界中第一位重要哲学家”。《华尔街日报》为其成就下了精辟的论断："亚当·斯密解释了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卡尔·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何不能运行，现在，信息时代的社会与经济脉络则掌握在曼纽尔·卡斯特手中。"正因为如此，卡斯特的思想影响着全球无数的政治人物、企业主管、劳工领袖、非政府组织行动份子和记者，而许多地区的人们为自己的理想和权利而走上街头时，卡斯特的著作则成为挥舞在他们手中锋利武器......2000年10月，《观察家》（Observer）将他列为英国最有影响力人物之139名，领先撒切尔夫人和许多当代企业、政治和媒体领袖。各国政府和跨国企业家都希望获得卡斯特的建议，因为他建立在具体经验上的精辟分析，虽所言当下，却指向未来。

　　卡斯特访沪期间在和平饭店接受了记者专访，他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分析无疑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

　　市场不等于社会

　　《南风窗》（一下简称《南》）：您在1987年至1989年曾受中国国务院之邀来到中国，为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出谋划策，能否谈谈那件事情？

　　卡斯特（以下简称卡）：那时我任教于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与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一同受中国国务院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邀请来到中国，评估和分析中国政府的技术政策，尤其是针对跨国公司和中国的关系。但是，我们的研究是独立研究，不拿中国政府的酬劳，但是会将研究结果送交政府。那时，我们跑了许多地方，包括北京、上海、西安、深圳、广州这些中国主要的发展城市，也直接访谈了政府部门，跨国公司、技术公司以及银行等等——因为中国大陆政府提供了特殊的管道，我们得以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的结论是，当时中国大陆吸引外资和技术的政策是并不妥当的。那时中国大陆所做的是，用地方的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让外资进来生产，然后将产品外销，而不是开放中国大陆的内部市场。另外，当时中国大陆认为自己有好的科学和技术，这也是错误的——这里确实有好的科学，有好的工程师与学生，但是没有好的技术，因为技术并不直接等同于科学，它需要科学来转化。

　　我们的研究成果在1988年由斯坦福大学发表，我们建议中国政府，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开放市场，因为廉价劳动力在许多国家都有，以市场的开放来取得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技术当然也包括了机器和管理等方面。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们当时建议的事情最终在中国发生了，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我不能说一定是我们的报告起了作用，重要的是变化确实发生了。

　　总之，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而不仅仅是提供廉价劳动力。

　　《南》：11月22日您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公开演讲是以一个疑问作为结束的——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在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是可持续的吗？的确，中国大陆近几年来恰恰在您提到的某些方面遭来一些质疑。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有哪些值得关切的问题？

　　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国的发展，是特殊的一个个案，而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外界常常认为，中国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由国家所引领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并不完全等于资本主义，市场只是一切都要用金钱、货币来计算，因为市场并不等于社会，社会还有其它的目标。这些年，中国发展的成功在于，政府不仅要把市场打开，联系上世界的经济，然后让市场来创作财富，而且还来负起对社会的责任，需要考虑中国、亚洲乃至国际的种种复杂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府一方面要考虑经济发展，又要考虑社会正义，在历史上一直如此，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引发社会的冲突。

　　开始中国处理这些问题是成功的，但现在种种社会问题就出来了，比如医疗保健，比如住房问题，尤其是农村的农民，要承受各种压力，还有巨大的环境问题，比如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虎跳峡大坝等等。因此，目前中国真是需要小心，小心地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而不是追随纯粹的商业逻辑，不然，这会成为危险时刻。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有发展就会有社会的冲突跟不稳定，当社会冲突一升高，投资停止了，经济也会随之停滞。所以，制订好的社会方面的政策，不仅仅可以维护社会公正，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也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为政府的目标是要使每一个公民生活得幸福，而不仅仅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客，也不仅仅为了打造一个完美的全方位的开放市场。

　　《南》：作为一个国际观察家，你认为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

　　卡：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有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但是却没有民主，尤其是西方式的民主。但在我看来，当下中国真正重要且紧迫的问题，是社会政治的问题，外国观察家都不明了这一点。联合国去年在拉丁美洲进行了一项研究，我们知道，拉丁美洲是推动民主很多年了，但是研究表明，55％的多数人是不那么关心民主的，他们更关心能否有更好的生活，也就是说，在一些地方，生活的改善远比民主还要紧急，但这并不表明我认为民主不那么重要，只是说它不像社会问题这么紧急。社会问题将是给中国带来麻烦的主因——人们的医疗保健，人们的失业，人们要活下去。

　　《南》：您刚才谈到了中国政府应该更多地关切社会和人民，您是否能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

　　卡：我认为，中国的广袤农村地区出现的问题，并非中国政府的政策不好，而是有些地方官僚，为了捞到自己的好处而伤害了人民的利益。我的建议呢，是政府需要进一步地放开，不要担忧，正是因为政府看不到，所以才要让系统开放起来，让大家可以埋怨，这样政府反而能够看到问题。我知道，在中国农民上访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为什么一定要农民到北京去？为什么不在农村地区设一个不受地方官僚所控制互联网中心？农民不见得会使用互联网，但是要让农民到那里去，通过专职人员把他们遇到的问题送达上层，让政府能够获得信息，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有了问题，就要理性地面对，而不是拖延到无法收拾。

　　另外，我要谈到公共医疗方面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在健保方面大力投资。2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那时的医疗技术并不是很好，但是大多数人都有保障，可现在的情况却比以前要糟糕了——医疗技术很好，价钱却十分昂贵，以致许多人无法支付。美国的公共医疗系统是个灾难，让4000万美国人得不到医疗的支持，但是欧洲的模型就好得多，全民健保。我并不是说欧洲的模式就是完美的，但是它给了人们起码的医疗保障。为什么美国的健保制度会这样糟糕呢？因为它的医疗费用比欧洲贵了30％，其中大部分的钱要用来支付私人保险公司，以及支付那些官僚控制。现在，美国的公共医疗系统根本就是破产了，但似乎目前中国在这方面追随的正是美国模式。其实要改变这种状况并不困难，你只要从税收中抽取一部分投资到公共医疗系统就可以了。

　　我喜欢上海，但是一个大都会不仅仅要有宏伟的建筑，国际性的宾馆，同时也需要有健康的公民，从长远来看，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南》：您似乎反复提到20年前中国较之现在更为完美的医疗保健体系，那么您觉得中国应该从他自身的社会主义传统中汲取些哪些东西呢？

　　卡：中国不是一直在强调“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吗，这是很重要的。但如果这个社会主义的模式是苏联式的，那行不通，当年毛泽东“大辩论”的时候，不是就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和苏联的不一样吗。中国不可能变成一个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样会不稳定，相反，今天的中国要更加强调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发展道路，不然，中国的矛盾就会爆炸。中国要有社会主义的特性，可是不能封闭市场，不能断绝跟外面的接触，也不能只采纳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西方的制度不仅仅不适合中国，也不适合西方自己。为了社会与政治的稳定，中国需要制订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共政策，尤其是在医疗、住宅、教育和环境各方面的问题。

　　《南》：为了弥平东西部之间的差距，2000年时中国政府所提出的“西部开发”战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正像许多人指出的，西部开发不能、也没有条件重走沿海地区开放20年来走过的老路，您对于西部开发的方向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卡：“西部开发”是一个非常好的构想，但发展西部会是个不那么容易的过程，因为类似的情形在大的国家常常都会出现，比如巴西，南部的巴西很繁荣，西部的巴西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况且社会吸纳与社会排除的拉大也是当今世界所要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了解东部中国、北部中国，但不大了解西部中国，所以不能说得太多，但我可以就区域发展的一般性问题提些看法。

　　首先，发展西部不能采取让人们从西部来到上海，或者广东这样的沿海地区打工，赚了钱再寄回去的办法，这样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必须的，因为它是基本的存活之道，但这的确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因为这样会使得一大半的国土变得空荡荡，而另外的一些地方则非常拥挤，超过它们能够承担的人口极限......

　　事实上，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走“知识经济”的途径。知识经济不仅仅意味着工程师，也意味着培训工人，让他们进入先进的制造业。因此，这就意味着要投资在人们身上，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投资好的学校，投资好的大学。人们为什么移民？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工作，也因为他们的子女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些问题解决了，人们自然愿意留在自己的土地上。

　　一方面要投资到人们身上，另一方面则应该投资到通讯和交通。铁路和空运都应该要发展，而不仅仅是高速公路。美国走发展高速公路的模型，而欧洲则走的是发展铁路交通网络的路子，中国其实有很好的铁路网络的基础。此外要大力推广宽带。为什么谈宽带呢？因为宽带与教育相关，我们要发展教育，我们就要好的老师。可是谁来培训老师呢？贫穷的地区，往往老师的素质不高，但也没有条件让他们在学校里深造，这就需要宽带技术，让他们可以经由互联网接受培训。甚至医疗保健、行政管理都应该在互联网上进行。电子化管理将改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因为所有资料都透明了，所有的信息都公开了，反而使得腐败更难以发生。联合国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发现非常有效，并因此十分鼓励建设“电子化政府”。中国政府为解决地方腐败花费了大量的财力、人力，而“电子化政府”将使其“反腐”成本大为降低。

　　同时，中央也要给更多的省和地方自主性。上海为什么会成功呢？因为上海的自主性比其它地方高，而广东成功的奥妙也正在于此。其实，上海的经验要推广开来，更多的权利应该分散到地方去。比如财税系统（tax system），地方发展了，中央也可以拿到更多的税收，其实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做法就很成功。地方得到更多税收，它就会更加关注发展，地方发展了，中央政府的收入也会随之增加，道理很简单，你从1000个人中收取30％的税收得到的钱，远比你从100个人手上拿到70％的税收要多。在中国的西部地区，财税自主权应该进一步的下放，假使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税收份额，它就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寻找更多的途径走发展之路。中国政府可以采取一些诱导的做法，比如给地方或者省五年时间，看它怎么做，如果做得好了，就让它继续下去，否则就收回这项自主权。

　　所有贫穷的区域，首先在心态和文化需要改变，人们要能够自我改善，而不是等着让人家来帮助。但是，首先要让地方有机会自己发展自己，比如，广东省和周边湖南等省份结成“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模式就是非常好，它可以让广东的活力带动周边地区。这种“区域联动”的模式同样可以为西部的部分省份所采纳。

　　《南》：您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中曾经提到，NGO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新政府组织”。您能详细谈谈“新政府组织”吗？

　　卡：NGO一般是指“非政府组织”，但NGO其实还有另外的可能性，即成为我所说的“新政府组织”，它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组织形式，如中央政府、省政府和地方政府。为了解决社会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基层的人们组织起来自我管理，因而这样的组织有利于发展，并使得社会更加地有序，也能够有效地解决人们所面临的困难。人们都说中国没有民主，但依我所知，中国其实有成千上万的草根的、基层的组织，中国可以尽可能地鼓励这些基层组织，对它们放权，让它们享有更多的资源和权利，让它们参与管理地方的学校、健保中心以及地方事务等等。我认为，在中国，假如说政府什么都不管，人们就会互相争斗，并且也会藐视政府，这样一来就会出乱子。所以，一方面要维持社会跟政治的稳定，一方面又要让人们在基层组织起来，来改善社会的公平，这就是我讲的新政府组织的一个可能性。

　　总之，市民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建制，市民社会的形成当然需要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但是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能将市民社会与国家政府简单地对立起来，事实上它们是交织在一起，而且相互发生作用。市民社会能够拓展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而政府应该鼓励这种空间的生成。

　　全球化不是同质化的过程

　　《南》：听您的演讲，感觉全球化更多是一种世界的结构性变化......

　　卡：全球化是一个全球信息系统化的过程，它的实现是必须依赖一个以新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社会，这个信息社会的形成又有赖下列条件：首先是基础设施的建立，而这个设施的建立不仅仅意味着互联网、计算机化和移动电话，而且也意味着运输，既包括空中运输也包括海洋运输。它使得全球形成一个网络。全球化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新组织形态的产生。任何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都与一定的新组织的诞生密切相关。这个新组织就是指在一个网络化的社会结构，各个公司内部、以及不同公司之间通过新技术使得他们的连接成为可能。所谓核心的全球化，在我看来首先就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金融市场就必然是一个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不存在相互间严格的区分。这个核心活动的第二个因素是信息的全球化，主要是指货品和服务业的一体化，而这个一体化的过程主要有跨国公司及其网络来完成的。从统计数据来说，跨国公司的雇员不过是两亿人，虽然这个数字只占全球的劳工数量的很小一部分，但是就是这两亿人对全球的GDP贡献达到40%。这个40%并不是说它的生产完全在本土完成的，而是通过地区性、国家间等合作形式展开的。中国的全球化并不仅仅是意味着中国向国外输出了多少商品，而在于中国的生产、销售等已经建构性地成为全球化体系的一部分。新的通讯技术可以使全球化的触角延伸到非常贫困的地区。比如小灵通服务就是一些相对边缘的地区可以廉价地获得这种通讯服务，而在某种程度地也融入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

　　《南》：您认为，在一个全球化的网络中，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会日趋一体化，还是反而更多分殊，更多元？

　　卡：举个例子，现在有一些大的传媒公司掌控着全球的75%的传媒产品的生产，而且其中很多的公司设立在美国。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个现象就草率地认为美国在控制着全球的传媒生产，事实的真相要比这个简单的结论复杂得多。媒介生产在不同的国家、文化形态间决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传媒的全球化生产事实上是与本土化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当媒介公司在制作它们的产品时必须充分考虑产品的目标受众的接受心理，即必须把产品的文化诉求在地化，通过修饰、增删、变换等各种方式充分地吸纳本土文化，以便使媒介产品的消费者能够在心理上接受这种文化标准。

　　比如默多克集团在面对中国、印度观众时自然会采取不同的举措，以满足来自不同文化形态的观众的消费需求。而新闻的全球化一样地存在这样的生产模式。如美国的CNN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只有这样一个能够提供24小时新闻服务的机构。其实在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一样地出现了这种新闻服务。因此，可以说，新闻生产一方面在全球化，而同时由于各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力量、国家投入的差异，这个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差异甚至紧张感的过程。

　　《南》：那你怎么看待文化帝国主义这种学说？

　　卡斯特：在价值和规范的领域中，整个世界日益陷入相互依赖、制约、穿透的文化一体化进程中。我不想简单地把它界定为一个文化帝国主义的进程，事实要比这种描述复杂得多。文化全球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混合文化。这种混合文化往往借助一些本土文化的特色，同时又保留了它最基本的方面。所谓全球化并不仅仅是指芭蕾舞等高雅艺术的世界化，同时也包括足球、体育、互联网上大量的可以免费下载收听的流行音乐等各种流行文化。全球化过程并不意味着必须而且能够包括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人，而是说这个进程是被权力关系所主导的，也就是说这个全球化的网络会吸收那些对其有利的元素，而尽量抵拒、排斥那些对其不利的因素。在非洲存在与全球化网络密切相关的人群，而在美国一样地存在被网络排斥在外的人群。帕瓦尔多是斯坦福大学的所在地，在这里聚集着一批相当富有的在网络化社会中生存的知识精英。仅仅一街之隔的对面是南美人聚居的拉丁区，在这里有着高犯罪率，经济贫困，他们就完全处身在网络之外。

　　《南》：你认为有一种反全球化的浪潮存在吗？

　　卡：1999年，美国西雅图的反全球化运动往往被媒体当作反全球化运动的典范，其实当时的这个运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反全球化运动，而仅仅是反对资本的全球化。比如说通过人权运动来反对全球化导致的某些群体的贫困化，这在西方社会得到了大量的支持。他们并不是支持他们的运动，而是支持他们的运动所捍卫的价值。还有一些反全球化运动是试图保存在全球化运动中迅速地被边缘化的土著文化。另一些运动主要是反抗被全球化过程所排斥的认同感，这些认同包括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当然最核心的是宗教认同。如伊斯兰社会的反全球化运动主要是宗教原因，同时也包括社会原因。伊斯兰运动反对的是全球化话语，反对的是以西方价值为主导价值的全球化过程。其中的一些人甚至采取非常极端化的暴力方式以恐怖主义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反抗，这种暴力反抗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非常明显的影响和后果。反全球化与全球化并不是互不相干的两个独立部分，必须将前者看作是后者的一个结果。

　　《南》：您怎样理解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呢？

　　卡：中国当然是一个经济奇迹，也是全球化的典范。这个奇迹使中国很多人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中国的这个转型并不仅仅是经济上与全球的接轨，而是在很多社会制度设置上被充分地纳入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中国经济的发展表面上看好象是对中国本身蕴涵的潜力的释放，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处于15世纪的时候，在技术上比欧洲要发达得多。但是因为当时及以后的帝王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主动隔离的方式，导致了几个世纪后中国的衰落。现在中国重新进入全球化的进程与世界协同发展，可以说，中国现在的发展是逆转了过去的相对封闭的历史传统的结果。中国企业的诞生似乎是复活了古已有之的企业文化，这在上海、广东等地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第二个是省级政府、地方政府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在推动当地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扮演了相当活跃的角色。第三个问题是外商投资，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大陆进行投资的主要是海外华人社会的侨胞，他们通过台湾、香港积极地在大陆投资。随着经济的活跃，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到中国来投资，但是他们并不是直接与中央政府打交道，而是与一个个地区性的地方力量接触和合作。当地企业家、当地政府与跨国公司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另外，中国存在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群体，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社会结构。虽然中国同时也有很多的只能接受基础教育的人群，但是不容否认的中国工程师传统和受良好教育的群体的存在便利了中国的全球化。前几年美国伯克利做过一个调查，他们发现在美国的硅谷，中国人和印度人占全部的执行总裁的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中大部分是中国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硅谷若没有中国人和印度人，是无法实现它的繁荣的。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微观经济政策，来平衡和调节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中国进入全球化是一个渐进的谨慎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的全面的全球化。我认为在全面的全球化和完全的拒绝全球化之间采取这样一种相对保守的策略是非常关键的，尤其在金融政策方面更是如此，而且这种策略不应是一种短期行为，我认为这种政策应该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得到延续。对于中国来说，用市场来交换跨国公司的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非常重要，事实上它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后期腾飞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良性的动态过程，而且也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两极化以及部分人群的边缘化。

　　（感谢夏铸九教授和许纪霖教授对于此次专访的帮助，唐小兵先生对此文亦有贡献。原载《南风窗》）

日本的重新崛起？

——本刊驻京特约记者 曲力秋


写在前面的话

10年前，我参预了建国以来第一次进行的《中国青年看世界》的调查，那一次的调查结果表明，在中国青年最讨厌的国家当中，日本名列榜首。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日这两个恩怨相缠，遗恨难消的大国，其关系将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微秒。

在影响未来中国国际战略格局的五大关系（中美、中俄、中欧、中日、中国和东南亚）中，中日关系处在最具争议、磨擦最多、前景最不明朗的位置上。由于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处理战争留下的创伤，中日在各自崛起与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可能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在难以抑制地回顾60多年前那段屈辱的历史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意识到，对于一个至今仍比我们强大得多的邻国，选择学习、借鉴与实干的方式可能会比简单的仇恨要更具有实际意义。我们需要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运动进行毫不含糊的抨击，我们也需要对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绩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评价。

历史和现实不完全是由理性组成的，但是，理性将引导我们把握历史与现实。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尤其如此。

如果我们将目光穿透历史那久远的尘封，回首在过去的150年里中日两国所经历的不同发展轨迹，我们会听到历史给予我们的这样警示：

勿忘八年抗战的艰苦卓绝;

勿忘是什么原因引发了日本侵华;

勿忘当年日本为什么超过中国;

勿忘今天的日本在很多方面仍然比中国先进;

勿忘中国所需要的国际环境离不开与日本的合作;

勿忘中华民族离复兴的目标还很遥远.





上篇：日本：沉没还是重新崛起



日本：中国最大的机遇与挑战



在2004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交锋中，“拉美化”和“印度的崛起”是两个最具冲击力的主题词。近期，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复杂，“日本的重新崛起”正在成为第三个最受关注的话题。

关于日本重新崛起的定义，在国际上有各种解释。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日本经济在经历了长达10多年的停滞和衰退之后，从2003年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这种复苏如果能持续下去，日本就会出现经济上的重新崛起。

资深日本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由于日本曾是二战的战败国，所以它重新崛起的内容和方式与其它国家完全不同：甩掉二战侵略国的包袱，改变国际形象，摆脱战后战败国的阴影，使日本成为与它的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是日本重新崛起的主要内涵。

“日本已经并且现在仍然是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象中国这么高，只能是百分之二、三左右的增长，所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日本的重新崛起是指它政治上及军事上的崛起。”

日本重新崛起的步伐是从小泉纯一郎上台后开始明显加快的。小泉内阁是冷战后日本在安全政策、对美军事合作方面突破最多的一届内阁。

金熙德说，日本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必须突破这样两大障碍，一是修改宪法，二是趁明年联合国改革之机，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1946年11月3日，以美军占领当局起草的草案为蓝本的新《日本国宪法》中的“第九条”规定，日本不能有军队和交战权。这一规定成为日本日后重新崛起为军事大国的最大障碍。该宪法颁布以后，日本右翼、鹰派势力一直试图摆脱“第九条”的束缚。

9．11后，美国以反恐为名绕开联合国发动战争，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日本对美国的配合力度不断加强，特别是在伊拉克战场上，日本第一次在战争状态下派遣自卫队进入当事国，并正式参加了多国部队等等。这是日本的自卫队和军舰战后首次执行超出自卫的军事任务。一个新的试图走出二战以后国际政治秩序安排的新日本战略，正在形成。

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会，是日本重新崛起过程中的政治突破，也是其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政治大国的最重要指标。由于日本的“常任梦”一直是与修改宪法、海外派兵、拥有核武器、为历史翻案等步骤配套的，所以日本一直在宣扬美国附加的支持条件，即成为常任理事国就要修改宪法。成为常任理事国后，日本将会逐一完成其他目标。

中国与日本处于同一个地缘政治经济圈子里，日本的重新崛起必将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

金熙德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即是最大的机遇也是最大的挑战，今后如果有哪个国家对中国造成最大的伤害，那只能还是日本。

“这完全看中日关系怎么走，如果日本重新崛起的方式是以和我们争夺资源方式的话，那肯定会对中国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日本的重新崛起对我们的负面作用很大。因为它的重新崛起是靠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确保对华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实现的，这对中国形成了很大的战略压力。在安全防范领域，中日已经形成了相互戒备相互防范的态势，而且这种态势在短期内没有消除的迹象。”

从另一方面说，金熙德说，日本又是中国最大的机遇，中国目前能够得到民间投资力量最强、经济合作技术最高的还是日本。

“中国现在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但双边贸易几年前才有50亿美元，现在也只有200亿美元，而我们和日本的贸易今年已达到1500亿美元。由于美国、日本和欧洲支撑着我们绝大部分的对外贸易，所以如果我们失去日本这个合作伙伴，就等于失去了我们对外贸易中的半壁江山。”



脱亚入欧：中日发展的分水岭



在过去的150年里，日本曾有过两次令世界震惊的崛起经历。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开始在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日本国力逐渐强大，与此同时，日本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与西方列强争夺东亚资源控制权。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北洋舰队，1904年又进行了日俄战争，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成为进入世界列强之列的第一个亚洲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很多人都认为它将从此一蹶不振。但日本仅用了20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196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又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并被视为下一个超级大国。

追溯日本近代史上两次奇迹般崛起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曾经十分相似的国家在过去的150年，所走过的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在实行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比中国还落后几十年。同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那时的日本不仅封闭、传统、落后，且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了锁国达200余年之久的国门。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相继没落，提出“脱亚入欧”的发展国策。

福泽谕吉认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事物的标准。日本必须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

福泽谕吉很象那一时期中国“戊戌变法”的精神领袖康有为。19世纪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在时间、变法取向、主导思想上都非常想像。“明治给新”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初叶，“戊戌变法”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末叶，其先导运动“洋务运动”则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初叶。“明治维新”的那些改革措施，其实远不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的制度设计周密。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就是倡导全面西化，这种取向，实际上也是戊戌变法派精神领袖们骨子里的东西。但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的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

1895年，中日在签署《马关条约》时，日方代表伊藤博文问中方代表李鸿章，为何他10年前就听说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却没有任何效果。李鸿章回答说，中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他根本无法按愿望行事。

而在1894年，也就是甲午海战前夕，海军提督丁汝昌收到了他昔日同学——日本海军将军伊藤的信，信中，这位即将的对手这样写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国曾处于何等的困境之中，我们是如何努力摆脱眼前的困难的，我们抛弃了旧体制，接受了新体制。贵国也应该接受这种新的体制。如果如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否则只有垮台。”

金熙德认为，由于大清帝国没有看清当时的世界大局，没有适应世界潮流，没有认识到西方的近代文明是一个很强大的文明，中国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封建帝国根本就打不过人家的坚船利炮，而日本适应了那个时代的潮流，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中国落后了。

明治维新，成为中日后来发展路线的分水岭。



日本：真的沉没了吗？



1960年代末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的日本，其经济增长速度在整个70年代开始放慢，转入稳定增长时期，但增长率仍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1980年代末，在日元急剧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大公司开始在美国大肆收购包括洛克菲勒大厦在内的名贵地产，那气势仿佛要把整个纽约和芝加哥都收归囊下，美国人为此惊呼“珍珠港事件重演”。但就在美国人为日本的经济成就瞠目结舌，怀疑自己的那套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否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日本经济的泡沫破灭。大公司相继倒闭，银行破产、股市、房地产暴跌，日本经济从此进入长达十几年的停滞和衰退期，日经指数从十几年前的4万点一直跌到现在的1万多点。这段时期后来被人称为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或“萧条的十年”。

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相伴而生的，还有“日本模式”被打上了裙带关系、政府过度干预等亚洲落后标签，以及国际舆论界甚嚣尘上的“日本即将沉没”、“日本将一蹶不振”、“日本惟独不是第一”等等。

这段时期，日本经济也曾出现过两次复苏的势头。一次是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一度达到3%以上。另一次是在2000年，日本搭乘世界IT热潮，经济再次被看好，但此后不久，IT经济首先在美国受挫，日本也受此影响，经济回升再次成为泡影。

日本真的沉沦了吗？

2003年，日本经济再一次出现复苏的迹象，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这一年，日本的GDP增长速度达3。2%，比美国还略高一点。虽然目前人们还不能肯定日本是否能够走出经济多年低迷的阴影，但关于日本经济复苏的话题却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经济室主任张淑英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衡量日本经济的好与坏不能只看总量指标，还要看内在的质量。日本经济的复苏不是体现在GDP增长速度有多快，而是体现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

“以集成电路的生产为例，2002年春夏以后，世界IT产业只是微弱的复苏，但体现在日本集成电路的生产上却是30%——40%的增长速度，这说明世界上集成电路生产的大部分订单都被日本抓到手了。而日本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些订单，一是它有这方面的高精深加工能力，二是它有把握市场的能力。日本目前整个产业的基础已经由过去的中低附加值产业成功地转向了高附加值产业。”

张淑英认为，日本经济的质量体现在技术开发能力上，也体现在知识更新能力上。就综合技术实力而论，日本目前还赶不上美国，但在知识产权的某些方面，日本却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日本经济虽始终未能走出停滞不前的阴影，但却实现了另一个层次上的飞跃：由专利进口大国变成了专利出口大国。

“技术贸易收支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是否具有技术竞争力的指标。1982年，日本的专利出口额超过法国和前联邦德国，1993年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专利出口大国。不过，由于日本每年也进口大量专利技术，进出口相抵，日本在技术贸易上仍是逆差。2003年，日本的专利出口额达14185亿日元，首次超过专利进口额（12673亿日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利出口大国。这意味着，日本在经济技术方面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但在高档商品的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而且在技术贸易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

李培林在他的新作《重新崛起的日本》中指出，日本这次的经济复苏，的确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迹象。首先，这次并不是“宏观好微观不好”。经济复苏从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中明显感到，一些大企业2003年年底的奖金在近若干年来第一次增加。其次，日本此次经济复苏不是“虚拟经济好实体经济不好”。经过这么多年，日本经济的泡沫基本已经被挤干，实力强大的制造业开始活跃，日本国内设备投资有持续增加的迹象，特别是汽车、数码相机等数字化设备及其核心配件增长明显。第三，这次也不是“经济指标好社会指标不好”。2003年日本企业倒闭数量比上年减少了14。6%，为近四年来首次减少，同时日本的失业率也实现了十三年来的首次下降，就业形势的好转促进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大、中小企业都对前景表示乐观。第四，这一次不是“政府热民间不热”。以往日本经济的恢复多靠政府增加公共建设投资，以此带动建筑、运输、原材料等产业的发展，但这次增长主要靠民间企业启动的投资计划。据《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2003年日本私营企业的资本支出计划三年来出现首次增长，日本全行业的资本支出计划增加了4。1%。由此可以看出此次日本经济增长的后劲。

李培林认为，不管日本经济是否会真的再次崛起，认真分析日本深层的社会生活得出的判断是，日本经济正在调整和进行新的转型，它可能正在经历转型的艰难和寻求新路的迷茫，但绝不是“衰落”和“沉没”。



下篇：以大国心态应对日本重新崛起





2004年10月18日下午2时，沈阳市育才外国语学校，“辽宁省第9届高中生日语大赛”正在紧张地进行。

比赛进入到自由问答阶段，一位评委即兴问道：“如果让你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架一座桥，你会把这座桥架在哪里？”

一个女孩抬起双眸，纯真的脸上挂着阳光般的微笑。

“我会把这座桥架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里”她朗朗答到。

全场向起热烈的掌声。



不解之怨



历史上曾经是日本殖民地的韩国和屡次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对日本国民心态最为复杂的两个国家。由于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曾饱受日本的欺凌、奴役和压迫，不断地签订各种战败割地赔款条约，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两国人民的心理深处都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曾有过长达17年（1972——1989）的蜜月期，但在此后的10多年里，虽然两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在不断地增多，但彼此之间深层的心理情感芥蒂却开始日益加深。

2003年，中日双方的贸易总额突破了1300亿美元，达到了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的最高峰，但与此同时，双方舆论的恶化以及国民间心理上的不信任和互相蔑视，也达到了近30多年来的顶点。国内互联网上几乎涉及日本的任何一条新闻，都会招致网民们扑天盖地的嘲讽、谴责和怒骂，就连上海至北京高速铁路是否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这样的商业竞争，也招来海内外万名华人签名上书反对。

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最弄不明白的是：“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恨日本？”甚至在中国前任总理朱容基访日时，一位日本记者竟提出这样的问题，日本谢罪多少次才能令中国满意？

其实，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心理芥蒂，正是起缘于两国人民对当年日本侵华战争认识的差异。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二战期间在亚洲的暴行，与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主义绝无二致。但二战结束后，德国全民忏悔，特别是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出访华沙时，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令人心颤地一跪，在让整个世界为之动容的同时，也让同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忿忿不平的感觉——日本从未对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进行过认真的反省。1996年7月29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更是公开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把参拜首次变成政府行为。而从2001——2004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先后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宣布以后“每年参拜一次”。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认为，中日之间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差异绝不是一个主观认识上的问题，而是有其深刻的背景。日本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选择的一个战略就是推翻二战结论，目前日本主流执政势力认为，如果二战结论不推翻就不会有日本的重新崛起。

“这是中国不能容许的，二战结论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如果任其发展而中国什么反应都没有，那有他们的崛起就没有我们的崛起，中国的民族精神就永远也起不来，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零和游戏。”

此外，金熙德说，90年代以后，日本的和平主义退潮，年轻一代从未受过正确的历史教育，他们对二战历史的无知是惊人的。他们认为中国人在历史问题上太小气，是造谣，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仅仅是表明了最低限度的立场而已。

“在日本，这样的舆论已经做成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在他的《重新崛起的日本》一书中指出，日本首相屡屡置亚洲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愤怒与抗议不顾，坚持把参拜变为年度参拜的惯例，是有其利益所在。李培林对此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一是“选票说”。这是日本媒体最通常的解释，例如说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履行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对“日本遗族会”和“军恩联”的约定，是为了在参议院选举中确保靖国神社参拜派的选票。据说参拜票过去有100多万票，但随着参拜派的高龄化，如今剩下不到50票。

二是“新民族主义说”。很多中国和韩国的学者以及舆论多持这种看法，即认为日本近年来经济持续低迷，政府和民间都在寻找新的精神支柱，有别于旧的“军国主义”的“新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且在民众中有广泛的基础，政府也有意迎合这种情绪。

三是“政绩形象说”。近几十年来，日本政坛更迭频繁，首相走马灯似的换，一直都缺少一个铁腕型的首相。日本民众对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和“日本沉没”的忧虑，使小泉敢作敢言的形象深得人心。小泉试图在民众中维持一个“普京”式的强势首相的形象，他绕开涉及既得利益太深的痛苦改革，以安全战略为突破口重振民心，希望树立与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相当的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小泉是冷战后日本在安全政策、对美军事合作方面突破最多的一届内阁。

四是“社会换代说”。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成长起来的日本新一代，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各方面的中坚，他们没有邻国同龄人那种从父辈接受的对战争苦难的深刻记忆，也没有对战争带来的自身灾难的恐惧，他们有的是对自己国家强大经济地位的自豪与优越感，对中国不断谴责和“厌日情绪”的增长感到厌烦和不满，他们希望日本能够确立新的国民自信和民族精神，摆脱战后国际社会给予日本的限制，成为一个所谓的“普通国家”，在政治、军事和国际声望上，能够具有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下，参拜靖国神社涉及的显然就不只是50万张选票的事。



中国的“仇日”与日本的“厌华”

使中国的“仇日情绪”和日本的“厌华情绪”发展成一种超越个人和阶层利益的“社会心态运动”的，还有两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笔者曾问过日本一家最有影响力报纸的驻京记者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十分友好，而九十年代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报道开始与日剧增。

他的回答是，那是因为当时你们很弱小、贫穷，我们觉得应该帮助你们，所以，对你们报道的基调以友好为主。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圈子里了，所以对你们的报道也变得更加客观。

应该说，他的话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里日本国民心态的变化。

必须承认，在过去那段长达17年的中日关系蜜月期里，日本对中国所表现出的友好和帮助，的确有其实在的利益考虑，它希望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都能够影响这个庞大却贫穷的邻居，但其中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纯粹友谊的色彩。就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那样，那时，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认为，西方才是他们一争高低的主要对手，而中国只是一个值得帮助的亚洲伙伴。

李培林认为，正是国际舆论界现在经常谈论的所谓的在亚洲“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沉没”，对两国国民心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十几年前，西方世界热衷于谈论“日本第一”、“日本模式”、“日本奇迹”、“日本可以说不”，现在，这些话题已被“日本的危机”、“日本即将沉没”、“日本体制的僵化”、“日本将一蹶不振”等代替。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中国将是下一个超级大国”、“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等开始成为西方媒体的热门话题。

“这种反差对中日两国国民的心态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并促成了一些浮躁情绪和不切实际的想法。”李培林说。

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不能再受日本人骨子里那种把中国人看成是劣等民族的窝囊气。而日本的一些国民也认为，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贫穷、落后、愚昧的国家，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还不断“窝里斗”，日本就是停滞不前50年，中国也赶不上日本。中国历史上就有强烈的排外仇外心理，一旦有了实力很容易威胁邻国。

这些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李培林认为，中国在长达上百年的近代史上，曾备受列强的凌辱，有着完全不同于日本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强烈的追求自尊和仇视被人轻蔑的国民心态。而日本却一再地触动这根敏感的神经。日本历史上在亚洲的称霸和战后在经济上达到的令人惊讶的成就，也让日本的国民的确抱着一种精神的优越感，并希望这种永不言败的民族心态能够成为使日本摆脱当前经济低迷、重振日本雄风的精神支柱，他们对那些过去发展落后的民族现在却在数落日本的态度，也感到深深的厌烦和厌烦。

“中日两国之间历史的是非、恩怨、纠纷甚至误解，需要交往、理解、沟通和时间来化解，并在现实利益均衡的基础上，建立起理性的互动规则和相互关系。如何走出中日民众之间互不信任的怪圈，是中日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

但即使是在学者之间，认识上仍然存在很大的距离。李培林强调。



日本，一个可以轻视的邻居？



曾经有一段时间，北京的经济学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将来全球只要有3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就是懂中国经济。至于日本，对不起，你可以不用管它了。

这段传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股正在国人当中日渐弥散的盲目乐观情绪。

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当今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是近代以来的最好时期，而且势必会越来越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只是部分事实。中国绝没有强大到足以轻视甚至蔑视至今仍是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日本的地步。

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从很多指标来看，中日两国的差距依然十分悬殊，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要赶上日本不仅非常遥远而且困难重重。

“我们总是在说这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多么多么快，可事实上中国目前的GDP总量仍在全球排第六、第七的位置，而只有1。3亿人口的日本在战后25年的时间里就成为全球第二号发达国家。”

从经济结构上来看，赵晓说，1999年，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2：36：62，已是明显的“后工业社会”。1975年，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率首次超过50%，这意味着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就逐步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而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在2003年是14。7：53：32。3，也就是说中国甚至还没有完成从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

“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业化的定义，一个国家工业化全部实现的标志，一是农业产值在15%以下，这条线中国可以说刚刚跨过；二是农业就业在20%以下，目前中国这一比例仍高达50%；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60%以上，中国目前这一数字只达到40%，而日本早在195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38%，大抵与今天的中国相当。”

赵晓进一步阐述到，日本的经济实力既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海外。中国近年来以引进外资多多为傲，然而日本却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达到3。2万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部GDP的2。3倍，其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总额为1。3万多亿美元，与中国的GDP相当。

“这样一个强大的隐形的‘海外日本’，足以让开放了20年才鼓起勇气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汗颜！”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淑英说，不能用中国增长的标准来衡量日本，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后发展效应在中国体现的十分明显，而日本经济却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经济体。

“2002年，日本一举获得了两项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其中有一项特别需要引起中国的注意，那就是田中耕一获得的诺贝尔化学奖。田中耕一是一家民间企业的技术人员。他的获奖标志着日本的技术水平和经济素质已经提高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日本企业早已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

张淑英说，在日本，民间企业获得诺贝尔奖有其必然性，因为日本科技开发的主体是民间企业，日本每年的研究开发投资的60%以上来自民间企业。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中研究型人才微乎其微，并不断向外企流失。有关统计显示，在每万名劳动人口中，日本的研究人员数是全球之最，2000年为109。3人，高于美国的73。8人、法国的60。3人、德国的59。6人以及英国的54。8人。

以平常心看日本的重新崛起



正在崛起的中国与重新崛起的日本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安全防范问题等方面仍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很多磨擦甚至冲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日之间斗而不破、即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不会有太大改变。以何样的心态看待与自己一衣带水的邻国的重新崛起，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中国需要大国心态，金熙德说，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很容易让人产生浮躁和非理性的心态。而“自大”与“自卑”之间，其实就隔一层纸，很容易互相换位。

“要以平常心来看待日本的重新崛起，最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些努力，把中日双方存在重大分歧的地方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要让它扩大化，然后再扩大双方有共同利益的方面。就象国企改革一样，国有企业搞不好，就让民营企业发展。”

李培林认为，中国要把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带入到一个生活无虑、繁荣安定的社会，必须放下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架子，从文化、技术、制度等各个层面，学习世界文明中一切优秀和先进的东西。

“这一点，中国尤其要向日本学习，日本非常善于向历史上比他们强大的对手学习，姑且不说历史上日本人对中国隋唐文化的追随，以及明治维后‘脱亚入欧’的战略选择，仅看看二战后有多少日本人跑到美国去，发现和寻找那个战胜自己的国家凭借的是什么法宝，就能体会日本日本人的这种善于取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的精神。当年这些曾被某些西方学者讥讽为‘模仿之族’和‘技术小偷’的民族，现在没有人再怀疑他们的技术创造力，因为日本的芯片掌握着虚拟世界三分之一的大脑。”

赵晓认为，中国应该象日本那样珍惜资源，高效利用资源。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廉价出卖资源所获得。在这方面，日本比中国先进的多，以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大约是0。7美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同样能源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10。5美元，为全球之冠，相当于中国的15倍。

“对待比我们强大的邻居，光有满腔的热血是不够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仍是一个出类拔萃、在很多方面值得中国人学习和借鉴的一个国家，而中国，还只是一个刚刚恢复元气，有着远大前程，同时需要在各方面倍加努力的国家而已。”





附： 几本解读日本社会的经典之作



2004年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应邀到日本进行为期2个月的访问研究。第一次到日本的新鲜感和好奇心，使他萌生了“要写一本解读日本社会和民族心理的‘计划外’著作”的念头，而多年从事社会学研究积累起来的扎实的学术功底，又使得他能够熟练地运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去概括日本社会的一些“潜规则”。

“一般来讲，人们总认为，与外国人相比，本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其实，来自异国文化视角的观察，能够跳出既定的分析框架，从一个全新的观察和比较视角，来解读人们已经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的日常事物，从而捕捉到一些发人深省的文化亮点。”

李培林的这种看法能够从过去100多年里的国际学术著述中得到印证。19世纪30年代初，年仅25岁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C.A.de.Tocqueville）在美国访问了9个月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国后，他写成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此书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成为美国人理解自身文化的经典范本。也就是从那时起，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来自欧洲大陆的学者似乎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托克维尔从异国文化视角观察到，美国人自己不以为然的随意结社习惯，恰恰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市民社会基础。例如，当出现一种社会需求或社会问题需要解决时，在英国是贵族出面，在法国是政府决策，而在美国一定会为此组织个什么社团来应对。托克维尔在书中关于美国民主前途的预测，关于美国北方和南方将来可能发生战争的预测，关于当时尚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将来必被美国吞并的预测，尤其是关于美俄两国将长期对垒并形成两大阵营的预测，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托克维尔的热潮。”李培林说

与《论美国的民主》较为相似的另一部著作，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花与刀》。

《菊花与刀》是一部受命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时，美国对日政策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一是日本会不会投降，二是日本如果投降是不是还要保留其天皇制的问题。美国政府将这两大问题交给了杰出的女人类学家潘乃德研究。这项研究于1944年完成，并在1946年以《菊花与刀》为名发表。《菊花与刀》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人甚至认为正是通过这本书他们才真正了解了自己。

在这部给作者带来盛名的著作中，潘乃德对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做了这样的概括：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

潘乃德对日本民族的分析是否被当时的美国政府作为政策选择的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战后在美国的许可下，日本的确保留了皇室制度，也保持了日本天皇免除战争罪责的颜面。

1958年，一个从美国中西部小镇走入哈佛大学的青年学者傅高义（E。F。Vogel），偕同他的妻子和18个月的孩子到日本东京，研究日本社会的家庭和精神健康问题，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两年多后，他写成了《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一书，该书成为日本人重新认识自身社会的经典著作，也奠定了傅高义坐上美国的日本研究头把交椅的基础。

1979年，傅高义又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该书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而使作者声名大震。但就在“日本模式”甚嚣尘上的时候，泡沫破灭，股市、房地产暴跌，日本从此进入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期。面对多方面的责难，2000年傅高义又写了新书《日本仍是第一吗？》。书中历述了当年的研究过程和判断的依据，他解释写那本书的目的是想告诉美国人，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而且他从不相信日本当前的危机意味着幻灭。

“对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的分析，似乎总是来自异邦的观察显得更为重要。这大概是因为来自异邦的眼光，可以把分析置于一种比较的框架中，找出独特的东西。”李培林说。

或许正是借助于这种独特的、比较的分析方法，李培林能够在结束对日访问之后，很快写成了《重新崛起的日本》一书，这部著作虽刚刚面世，就被中日知识界誉为“一本继《菊花与刀》、《日本第一》之后解读日本社会的力作。”、“是迄今为止，最为客观、中性地解析中日之间是非恩怨的代表之作。”

中国会不会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

马深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介绍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结果。科茨教授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书在美国出版，题目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应中国人民大学邀请，科茨教授曾来华访问，就苏联解体的原因作了一次专题讲座。以下是其讲课内容的摘要。

1991年下半年，我访问过苏联，曾直接观察到苏联解体过程中的若干情况。近几年，我根据当时的见闻和大量的历史资料，对苏联解体这一本世纪中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了一次系统的分析。我写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概括了这个研究成果。这本书以翔实的资料说明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在试图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现在关于苏联解体的解释，西方有个主流观点，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计划经济是走不通的。早在80年代，苏联的计划经济就开始崩溃了，所以，苏联别无选择，只有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第二，这是苏联人民的选择。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给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会提出废除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苏联是进行社会主义试验最长的国家。曾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用上述观点来说明解体的原因，在我看来，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这不符合历史。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于1928年，从1928年至1975年大约50年时间，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不管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还是西方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恐怕资本主义国家是做不到的。

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40年前后，苏联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西方有个统计，30年代苏联工业机床进口量的比例曾达到85%～90%，二战开始后，全部由国内自己生产，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化和技术进步。从1950年到1975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4.8%，而美国同期的增长率为3.3%。西方的统计还表明，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大大快于西方国家。当然这不等于说，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问题。

从1975年到1989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这是相对于前几十年而言，并没有崩溃。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是1990年夏开始的，其原因并不是由苏联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引起的。 1990年3月，叶利钦当选为当时苏联范围内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议员，同年6月，他通过一次惊人的选举，当选为俄罗斯的主要行政长官。这时，叶和他的助手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导致国家经济出现明显下降，约为2%左右。1991年，叶领导的俄罗斯又在更大范围内破坏中央计划，他把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下来而不上交中央财政。当年，苏联经济下降13%。可见，90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体制内部，而是人为破坏的结果。

对西方主流观点的第二方面我们怎么看？据我了解，1990年前后，为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包括美国民意测验机构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在苏联进行了多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左右，高达80%的人民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如1991年5月，美国一个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一次一千人规模的民意测验，其中一项内容是“你是否赞成在苏联实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赞成。这样看来，苏联公众的大多数并不想取消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

下面是我从历史事实出发得出的研究结论。

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为数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企图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我把书名定为《自上而下的革命》。我并不认为这个精英集团的每个人都赞成资本主义，比如雷日科夫就与大多数党的干部不同。我在1992年与他进行了一次交谈，发现他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为社会主义改革最终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感到无比的痛苦。但在苏联精英集团内部，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太少了。他们中的多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

下面，我提供一项来自美国的调查结果。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 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实现民主化；76.7%认为应实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在令人震惊。

让我简单地分析一下这种现象。从1975年到1985年，苏联经历了十年的平稳发展时期，此时苏共党内酝酿着一种力量，就是要求改革。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派的代表而当选为中央总书记。戈在改革初期试图通过改革克服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存在的若干问题，使苏联走上经济、政治民主化之路。具体地说，就是政治上实行分权，经济上引入市场机制，意识形态领域减少控制。这样做的结果导致苏共的权力削弱了，威信降低了，由此引发了党内三种力量间的斗争，一是要坚持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进行改革，二是要回到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三是有人公开主张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叶利钦恰恰是第三种力量的代表，他当过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其言论和政治影响是巨大的。

90年代初，叶当选为俄罗斯行政长官后，事实上形成了苏联境内两个政权并列的局面，一个是苏共控制的中央政权，另一个是叶掌握的俄罗斯政权。由于俄罗斯人口和领土面积的绝对优势，叶逐步占了上风。根据苏联宪法，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军队，叶不是靠军队的支持，他的基础是苏共党内的那些主张搞资本主义的精英们。

据我研究，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

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观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的，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我认为，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就是由于共产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精英们的支持，从而也才能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

1991年夏天，我在莫斯科同一个叫尼库拉亚夫的苏共高级干部交谈，他在世界上的许多热点地区工作过，估计是个克格勃成员。我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时苏共还存在。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听了感到不可理解。现在我清楚了，他的回答明确无误地揭示了苏联解体的思想基础问题。

这里顺便说一下，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想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也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个人的财产。

关于苏联解体事件，还有许多诱发因素。如1989年至1991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叶利钦和他的盟友们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这个关键。再就是党和政府的媒体控制权落入了企图实行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手中以及民族矛盾和围绕议会选举展开的各种斗争。但从根本上说，是精英集团自身的问题。

下面我想说明的是，为什么一个由党的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苏联人民的反对而推行资本主义道路呢？我认为，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他们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在叶利钦掌权初期，也还是顾忌到人民对制度的选择，他在各种公开讲话中尽量掩盖其真实观点，不暴露准备建立资本主义的企图，而是说要通过改革引入市场经济，逐步消灭政治精英的特权，这与一些公开讲要在苏联进行一场资本主义革命的人比，无疑是一种最廉价的欺骗。

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了，这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也不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相反，要把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社会，最优越的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已为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所证实。人民选择社会主义，不仅在于更有利于社会发展，而且在于这个制度有利于实现最大范围和最高程度的社会公正。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一个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

我相信，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会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实现大多数工农群众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还有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必将作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制度而存在。

关于美国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有人认为由于里根时期大幅度增加军费迫使苏联也搞军备竞赛，结果把自身的经济拖垮了。如果这是里根政府为了炫耀削弱共产主义的政绩，那就无可非议。如果是对历史负责，那么我就要告诉大家，据美国的资料显示，80年代苏联军费开支绝对数是增长较大，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例与50年代是完全相同的。

应该说，对苏联的解体，美国和西方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到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苏联经济学家的思想倾向，并将其与英国经济学家比较，发现他们更拥护市场化。

凭心而论，笔者初读此文，并未对科茨教授的观点特别关注。然而，随着政府官员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个别贪官之腐败程度已足够惊世骇俗；而知识分子中那些所谓主流学派对私有化的鼓噪甚嚣尘上之际，我开始认真研究科茨教授的观点。当我仔细将科茨教授的观点全部梳理一遍，将其论据部分暂时搁置，而将核心观点予以凸显时，顿时大吃一惊，我已经无法分清科茨教授是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还是在描述中国的现实。

科茨教授对苏联解体原因进行研究后得出的核心观点如下：

一、西方针对苏联解体的原因有2个主流观点：（1）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80年代就开始崩溃，苏联除了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之外别无选择；（2）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给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会提出废除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

二、科茨教授以大量的、确凿的事实对上述2个观点做了否定。（1）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不是由苏联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引起的，而是叶利钦在掌控了俄罗斯大权之后和其助手采取把本应由俄罗斯上缴中央财政的税收截留不交，从而破坏了中央计划，导致了苏联经济崩溃的恶果。苏联经济的解体，根本不在于体制内部，而是人为破坏的结果；（2）包括美国民意测验机构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在苏联进行了多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左右，高达80%的人民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苏联公众的大多数并不想取消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

三、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基本力量是一个为数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和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强大联盟。

四、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派的代表上台后，试图通过改革克服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存在的若干问题，使苏联走上经济、政治民主化之路。具体而言，就是经济上引入市场机制、政治上实行分权、意识形态领域减少控制。这样做的结果导致苏共的权力削弱了，威信降低了，由此引发了党内三种力量间的斗争：（1）是要坚持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进行改革；（2）是要回到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3）是有人公开主张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叶利钦恰恰是第三种力量的代表。而且，叶利钦的成功不是靠军队的支持，他的基础是苏共党内那些主张搞资本主义的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形成的联盟。

五、苏共内部那个为数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为什么竟然不顾80%的苏联人民的反对，放弃社会主义而走向资本主义呢？答案很简单：利益驱动。在改革之前和改革的过程中，精英集团利用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贪婪地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恬不知耻地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装入私人的腰包。但是他们非常担心，因为只要社会主义存在一天，他们的日子就不得安宁。因为，连科茨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教授都知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

如果任由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那么，这些精英集团的许多人就有可能像中国的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之流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有没有长治久安之道呢？他们放眼世界，终于发现了在资产阶级的旗帜上和资本主义的法典中，用大字写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正如科茨教授所言：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想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也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个人的财产。

六、为什么一个由党的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苏联人民的反对而推行资本主义道路呢？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他们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七、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了，这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也不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相反，要把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社会，最优越的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已为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所证实。人民选择社会主义，不仅在于更有利于社会发展，而且在于这个制度有利于实现最大范围和最高程度的社会公正。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一个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

八、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会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实现大多数工农群众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还有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必将作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制度而存在。

九、苏联的解体，美国和西方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到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苏联经济学家的思想倾向，并将其与英国经济学家比较，发现他们更拥护市场化。

行文至此，笔者内心之恐惧已经无法言表。笔者虽不谙政治，但对中国目前现状也看出些许端倪。

为什么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为，今天中国那些直接或间接利用权力攫取了国家和人民财产的富翁们就是未来中国土地上的霸主——新兴的资产阶级！不！确切地说，应当称他们是“智产阶级。”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单纯以操纵资本为特征的资本家，而是借助信息社会生产的高技术，利用有形的资本和无形的智力走上中国经济、文化、政治舞台的“智本家”——新型的统治阶级。

可怜的郎咸平至今都不知道他动了谁的奶酪而给自己惹来一身麻烦，更可悲的是郎咸平甚至不知道他在向谁挑战？他不知道他挑战的海尔、TCL等商界大鳄的背后，其实隐含着鬼魅般的权力集团。许多网友对郎咸平未能成为央视2004年度经济人物而愤愤不平，我心想，知足吧，郎先生，我没有在近期的烈士名单里看到您，已经是您的万幸了。

为什么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腐败官员之级别越来越高？腐败之集团性越来越强？今日之官员有任期之限，在位之日，风光无限；一旦退出官场，世态炎凉令人恐惧。若不乘大权在握时未雨而绸缪、狡兔而三窟，则失权之后再无人问津，实乃可悲可叹。对官吏而言，和平时期，虽然不需要生命作成本，但传统伦理允许的日常交往的人情基础，尤其掌握自己升迁命运的上级，却是要靠实物或者货币进行“孝敬”才能维持的。否则，如果不懂个中三昧，便会自取其辱，自招其祸。

官员不仅无暇于政务，取悦上司还需钱财，但为数寥寥的俸禄无法支撑人情运作的成本，只好把目光投向“愚民”，把黑手伸向人民的血汗。

上述所言尚在其次，最关键的是那些利用手中权力攫取了国家和人民财产的人，担心自己的命运在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毁于一旦。因此，他们拼命寻找制度上的护身符，如科茨教授所言，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因为，在资产阶级的旗帜上和资本主义的法典中，用大字写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如此一来，本来提心吊胆的犯罪行为，由于换了招牌不仅万事皆休，而且成为新制度的开创者，不但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

精英集团中人深知：治国者先治人心，治人心最有效的就是操纵舆论，而制造舆论最熟悉者莫过于知识分子。于是，一些所谓主流学者在得到了一点甜头，获取了蝇头小利之后，便开始出卖良知，帮别人摇旗呐喊、摇唇鼓舌，不遗余力地鼓噪“杀富济不了贫”，“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家政府侵害私人的产权、侵吞私有财产。”

其实，这些主流学者们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们苦心孤诣地希望中国走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永远不会实现。

因为，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在于：社会更替是一种“火凤凰自焚重生”模式。传说中的火凤凰自焚之后，又在自焚的地方重新诞生为一只新的火凤凰。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演变的轨迹分析：封建王朝末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或者王朝内部分裂出新的力量执掌皇权，如唐朝的武则天；或者王朝外部力量如朱元璋、李自成农民起义推翻前朝，建立新朝。或者外族入侵，少数民族执掌朝政，如元朝和清朝。但无论何种方式，王朝灭亡，一如火凤凰自焚，王朝灭亡后，又从结构上产生与前朝大同小异的新朝。如火凤凰般，在自焚处又诞生一只新凤凰。

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代表，起义之初，他们表现出的优秀品质令人称颂，赢得了民心，为他们事业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阶级基础。但是，当他们掌握了全部或部分权力时，中国社会那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带给他们以前几乎做梦都想不到的利益纷至沓来，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惊喜若狂。特别是面对万民景仰的目光，那种敬畏、柔顺、膜拜、驯服的表情和行为，使他们如饮玉液琼浆，如登仙境，非吸毒后之幻境和性高潮之狂喜不能与之比拟。对这样一个可以满足自己所有需要的美妙制度，为什么要改变甚至愚蠢地推翻它呢？数学史上曾有一个世界级的难题：费马大定理。有人悬赏破解之人。后有人问大数学家希尔伯特为什么不去解此难题呢？希尔伯特幽默地回答：“为什么要杀死一支会下金蛋的鹅呢？”

一言以蔽之，即使中国未来某一天实现了“私有化”，实现了“资本主义”，她也绝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而仍旧是资本主义卵翼下的封建主义。中国会不会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呢？就形式而言，中国未来发展与苏联有相似之处，但其结果则大相径庭，因为目前发生的一切是又一次权力的重新分配和重新定位

赵紫阳的女儿说：“他终于自由了。”

被长期软禁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1月17日在北京病故，终年85岁。1989年赵紫阳因为同情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而被罢免，被软禁了15年多。

赵紫阳的女儿说：“他终于自由了。”


被中国当局软禁多年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他曾经担任国务院总理，并积极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

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学生运动的时候，赵紫阳由于同情学生运动，被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以及其他党内元老解除职务。

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担任中共总书记和总理职务。在他主政期间，中国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层面，由于知识分子要求人权和民主，中国经历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

赵紫阳1919年出生于河南省一个地主家庭，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在广东、内蒙古和四川担任党政领导工作。在四川期间赵紫阳领导农村改革，获得巨大成功，并在中国推广。

推动经济改革

正是因为赵紫阳70年代中期在四川成功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他在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同年出任国务院总理。


赵紫阳担任总理，全面负责中国的经济工作时，中国刚刚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虽然提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目标，要在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等方面实现现代化，但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却没有具体的方法。

中国在经济改革取得成就的同时，政治上仍然很保守。在经济对外开放的形势下，更多接触到西方民主人权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并倡导民主人权，表达他们的诉求。

在邓小平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赵紫阳于1987年1月接替他出任代理总书记，并在同年正式担任党总书记。

主张政治改革

赵紫阳本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在他出任党总书记后，希望中国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并在实践中加以落实。

身兼党总书记和政府总理的赵紫阳，在继续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力求在政治方面有所突破。

1989年4月，中国各地学生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的活动，很快演变成全国范围内争取民主的运动。赵紫阳亲自前往天安门广场，试图说服学生放弃绝食抗争。

正是由于赵紫阳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并反对动用武力对付学生，他在1989年6月被撤职。

中国20世纪80年代在赵紫阳主政时期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运动，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打下了丰厚的基础。

但是当今中国在政治层面离赵紫阳1980年代后期努力推行的民主法制局面，还有很远的距离。

思想评论：普通人能为制度变迁做些什么 - 读《天则》（第一辑）有感

作者：张华 2004年08月18日
【原文地址】 学人茶坊http://www.zhanghua.com.cn


中国所有的问题好象都存在制度之疾。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天则所的老师们一样发出一丝声音，并将这声音最终传播出去。制度悲悯与人文关爱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但并不是所有的觉悟者都适合到这个领域进行资源配置，或者说许多觉悟之士所进行的资源配置其实未必有效，有价值。

在制度“完全垄断”的市场，人们对制度的需求再旺盛也不过往往是一厢情愿的相思，法治便从此遥不可及；在人性被异化与淡漠的年代，赋予社会再多的关爱供给，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单恋，人治只能是南柯一梦。

或许我们本不需要制度，我们需要的只是生计。在没有制度的制度社会里，对每个人来说，努力工作、填饱肚子也许才是最实在、最应该做的。对制度争论的面红耳赤或许富足了你我的精神，但往往不过是过眼烟云，而且于事无补，默默地埋头工作或许少了经邦济世的豪迈，但却鼓腾了你我的腰包：没有比此更实在的事情了。

ZT 拉美噩梦开始于地产泡沫 中国正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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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道：2005年,有国际经济学家预言,中国房地产将像几年前拉美国家一样全面崩溃,虽然这话有些危言耸听,但却显示着症状,防止经济“拉美化”要从源头找起，当年导致拉美出现经济危机的房地产泡沫与今日中国的地产市场及其相似。

近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访问了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古巴四国。中国高层对拉美国家的重视，除却寻找海外能源，另一个目的就是防止中国在发展中重蹈拉美覆辙。

2004年下半年以来，“拉美化”一词被频频提及，但拉美经济沦为外国资本的附庸是否中国经济的现时之忧值得商榷。因为沦为外国资本的附庸只是“拉美化”的冰山一角，而沉隐在水面之下的，导致拉美危机的“原罪”才应该是我们对拉美化进行思辨的理性命题。


地产泡沫成危机之源

根据IMF对过去30年—40年中21个工业化国家的住房市场及股市热潮和衰落情况的研究显示，住房市场价格泡沫破灭造成的损害比股市泡沫要大出一倍。因为房地产业泡沫的破灭对消费的增长形成很大阻碍，而且，由于房地产行业强度倚赖银行的资金因素，银行系统将面临资金链崩断的危险，严重者将引发金融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吴国平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使拉美经济陷入危机恰恰也是拉美20世纪7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这是他在做《拉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面临的挑战》这一课题时得出的判断。

据吴国平介绍，在判断拉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确切时间时，由于不同的统计口径，出现三种不同的数据，从而得出的时间也不一样。于是他将人均GDP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并以此判断哪一个时间更接近事实。正是在这个对比中，吴国平发现，房地产业在拉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对经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拉高。

在拉美当时的产业结构中，能源变化不大，始终占到GDP的1%-2%，即使在向GDP1000美元冲顶阶段也是这样。制造业在GDP达到1000美元的前十年有拉动作用，达到之后制造业也不变。同时，农业变化也不大。也就是说，第一第二产业基本不变，发生变化的是第三产业。

拉美第三产业概念庞大，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有区别，包括小贩和家庭佣人，这些部分对经济拉动能力有限，而此时正是建筑业的高速发展在拉动经济的增长。当时，巴西建筑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70%，阿根廷占80%，拉美地区的平均值在65%左右，如此高的比例表明泡沫已经存在。

有几个客观条件促使拉美房地产泡沫形成。

首先是国内外利率很低，而国际上正好是第一次石油危机。产油国坐拥大笔资金无处可投，这使得借钱非常容易，大大刺激了投资房地产的热情。

其次，拉美正好是人均GDP1000美元的前夕，经济增长迅速，置房成为人们生活好转的首要选择，国内房地产需求看涨。

同时，房地产业发展的“波及效应”强烈。国际上对发展房地产业有如下的统计和记录表明，房地产值增加1个单位，带动相关产业产值增加l.5-2个单位。拉美各国政府为解决就业问题，也把房地产看成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自然不会加以禁止。

于是，在多方的合力之下，拉美房地产泡沫越做越大。

拉美之创结痂痛犹存

从1973年-1983年，虽然拉美经济增长很快，但由于房地产的超常发展，背负的国内外债务很大。到了70年代末，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但情况与第一次完全相反，石油价格下跌使石油出口国紧缩了海外投资，拉美庞大的债务隐患终于显露狰狞，而墨西哥、厄瓜多尔等国除了房地产还投资石油开发，受创更重。

危机爆发后，由于房地产投资巨大，遭受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同时，由于拉美经济过于倚重房地产，这次危机正好戳中了拉美经济的死穴。所以，当墨西哥首先宣布延缓还债后，即刻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拉美经济陷入危机。

至此，拉美国家经济便不再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而是增长低迷、通货膨胀加剧、外债危机频发、贫富差距加大，并伴有严重的社会动荡。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整个80年代被称作拉美“失去的十年”。

1984年，吴国平去墨西哥，正是危机发生的第二年，墨西哥街上到处可见拉着彩条的房子。这可不是庆典的装饰，而是说这里有房子要卖。但实际的情况是，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很多房子空置而普通人却买不起。在墨西哥的宪法广场，吴国平还见到到处摆摊的小商小贩，这在危机发生之前是不可想像的，因为宪法广场相当于中国的天安门广场。

吴国平认为，我们所说的“拉美化”应该是在拉美经济危机之后。但这是结果，防止“拉美化”要从源头找起，否则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因为中国的发展没有必要再去论证一遍他人的错误。

惊人相似的中国现状

已有的国际经验显示，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另一种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

200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个比方认为，走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欧美国家，走不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拉美国家。更为可怕的是，当年催发拉美地产泡沫的内外条件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采访中吴国平认为。

首先，与第一次石油危机相似，就是油价一年之内屡次上涨，而中国却仍坚持较低利率。这刺激着每一个潜在的投机者，房地产在中国吸纳了无数资金的涌入。真实利率保持负值也促进中国家庭提前满足自身对房地产的需求。

其次，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而在这次繁荣中，大多数利润都来自房地产行业，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点已是事实。

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认为，目前世界上2/3的国家和地区正面临房地产泡沫危机，在所有房地产泡沫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一。

9月，国内也出现了同样的警告声音。浙江省统计局企调部公布的一份《浙江房地产市场发展研究报告》发出预警，目前浙江省房地产已经膨胀，并进入警戒区，若任其发展，楼市泡沫随时可能破裂。

十年前中国那次宏观调控的起因之一就是房地产泡沫，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烂尾楼无法消化，也仍有大量因房地产积压造成的不良贷款，而十年前房地产贷款余额尚不及目前的1/10。

对此，吴国平表示，中国发生金融危机不是远期威胁，而是现实危机。

谁在编织“皇帝新装”

境内外媒体及研究机构直指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处于“破裂的前夜”，建设部则专门撰写报告反驳此说。国内房地产泡沫已是不争之实，但反对声音之大也是现实，除了利益应该别无他解。

大多数业内人士认为，即使房地产市场的高位运行已经脱离了正常轨道，但这个泡沫现在破不得也破不起。房地产业是拉动经济的大头，如果房地产业萧条，政府完成经济增长的指标可能就有问题，更为直接的是很多人的政绩无法放弃GDP这个筹码。被认为房地产泡沫问题最为严重的上海市，今年对房地产市场的要求是房价的“稳中有升”，言下之意仍是要防止房价下跌。管理者对房价的矛盾心态导致了对房地产调控的尴尬局面。

房地产泡沫之说纠缠了多方的利益，聚合着各种声音，已经衍生成为一种极为复杂的国民情绪。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个体理性与集团利益的较量中，如果权势为判断披上皇帝新装，那么最后蒙蔽和伤害的只能是广大民众的利益及整个国家的发展。

拉美噩梦开始于地产泡沫爆破之时，相同“题材”的剧本正在中国酝酿。